作为原东德最后一任军职国防部长和“人民军”总司令，特奥多尔·霍夫曼在任的日子非常特殊：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990年10月3日，东德与西德重新统一。霍夫曼任职是从1989年11月18日到1990年9月(被迫提前退休)。他接任国防部长时，柏林墙刚刚倒塌；当他被迫退休几天后，两个德国就合在一起了。

　　尽管霍夫曼说，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东西大大超过其预期，北京在很多方面与柏林没有任何差别；尽管其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并不相符的政治体制随着东德(即“民主德国”)一起失去；尽管霍夫曼认为1990年德国发生的事在1989年前是没人敢想的，但作为原东德的国防部长，从他的言谈中还是明显能感受到原东德军人在德国统一11年后的忧郁，而且，这种忧郁就写在霍夫曼的脸上，并于日前在中国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发表演讲时表露出来。

　　霍夫曼说，两个德国在冷战中起到了非常特殊的作用。它们是冷战的前线国家，又分别是当时欧洲两种不同制度(西德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东德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典范。尽管东西德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冷战的结果还是西德遏制住了东德。冷战后，西德试图并成功地单独代表了德国。

　　这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霍氏分析认为，首先是外部原因，北约在冷战中击败了华约，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致使现在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或把社会主义写进宪法；其次是内部原因，“当时民主德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让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权利，脱离了群众，使其失去了向目标努力的动力。(政府)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不为民众所承认。1989年，民主德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有240万名党员，每4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是党员。然而，1989年，当东德人纷纷逃往西德时，东德领导人感到惊讶而又无能为力，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辞职，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那么，当时的东德为什么没有动用人民军来保住“东德”呢？霍夫曼说，第一，在民主德国的宪法中，并没有规定要调用国家军队去执行国家内部的任务，军队也没有针对这方面的训练和配备；第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即使真的下达了命令，有多少人会执行？会不会爆发内战？当时没人知道答案。霍夫曼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民主德国从前苏联出兵阿富汗的事件中认识到，一个国家的问题并不是靠军队就能解决的，军队只能消除社会生活中的现象，而不能消除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而他本人在出任国防部长时就曾保证“国家权力要在和平中转让”。

　　霍夫曼认为，由于原东德的人民军被西德和西方媒体“妖魔化”，人民军的形象被贬低，因此，当两个德国在探讨军队统一问题时，西德联邦军总是避免与人民军打交道，从而给人以两德避免共同行事的印象，避免与“极权政府打交道”的印象。

　　与此同时，1990年4月27日，两个德国的国防部长在科隆机场旁的一个旅馆里举行了第一次会晤。东德人民军存在的理由在此后的会谈中一点点地丧失殆尽。德国统一后，原西德的“联邦军”代替了统一后的德国军队，并仍然留在北约军事联盟内。

　　原人民军几乎全军覆没，13.6万名军人纷纷下岗。其中的绝大部分军人和文职人员都被解雇了，只有少数军人申请加入到联邦军队，“人民军”变成了“人民”。被暂时留任的军人大约只有7000人，如今只剩下2000人左右，不到人民军总数的5%。(霍夫曼透露说，留在联邦军中的原东德军人表现出了良好的军人素质)。

　　霍夫曼说，人民军军人已被禁止使用军衔(加上“退役”字样也不行)。人民军其他人的命运与原东德政府官员、科学家等人的命运一样。他们有的利用语言或了解风土人情等优势在经济领域或贸易领域谋取一份工作。不过，还有一批人民军至今仍在失业大军中徘徊。上校和将军们只能靠不断被削减的养老金过日子，“统一之前的各种承诺均未兑现”，而最受影响的是这些军人们的家人。更悲惨的是，“还有一部分人被追究法律责任，尽管他们没有错”。据记者了解，霍夫曼夫妇受邀访问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推销自己的回忆录《最后一道命令》中文版。

　　不管怎样，霍夫曼还是认为，两个德国的统一是积极的，两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支持统一。“让原民主德国高官们痛苦的是，他们无法让人相信选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人民就选择了让他们下台。”霍夫曼指出，尽管原东德很多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被关闭，失业率高达20%；尽管现在东德人收入只占西德人的86%；尽管东德人现在几乎没担任德国高级领导职务；尽管原东德公共交通、能源价格飞涨，但原东德人并不愿意回到原来的状态。因为，这当中的大部分变化都符合经济规律，而以前的东德政府忽略了这些经济规律。

　　“因此，对过去的东德人来说，东德只是他们回忆中的一部分，但人们有义务探究这其中的过失，以前犯下的错误不能再重复。这对下一代有帮助。”(陈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