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或追授23位科技工作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第一次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国防机密公诸于众。建国初，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忱，投身到“两弹一星”制造事业中，在国家经济、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艰苦条件下，与中国人民一起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在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本版从湖北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创造奇迹的人们——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一书中选摘两位元勋科学家的事迹，让读者再一次走近这段历史，也走近科学家们无私奉献的人生。

　　邓稼先：他的生命有如灼热的太阳

　　　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以《氘核的光致蜕变》为题获得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物理学博士学位。两个月后，他就回到北京东皇城根，走进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大门，在彭桓武教授的指导下开展原子核理论研究。50年代初，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为一片处女地，邓稼先分别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学术文章，开拓和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1956年4月，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

　　1958年7月，第二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中科院和二机部领导开始描扫谁能担当此重任。在候选人中，钱三强最终认定了邓稼先，并得到二机部和中科院领导的批准。那是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找到邓稼先：“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说完他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

　　“大炮仗？”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明白这是原子弹。“我能行吗？”“行！你一定行！”钱三强信任的目光令邓稼先心里热乎乎的。“这是祖国对你的信任。这事关系国家安危，你能干好！”

　　“那我听从组织安排！”邓稼先说，“我会全身心地去努力！”

　　在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邓稼先被任命为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探索和设计工作。原子弹的研制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二机部是龙身，龙头则是九院，而九院的龙头又是理论部。早在1959年初，邓稼先就隐隐地预感到靠苏联帮助我们研制原子弹有些天真，便萌生靠自己干的想法，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原子弹的主攻方向。1959年7月，周总理向二机部传达了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邓稼先加快了探索和研究步伐，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与同志们一起确定了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中的三大主攻方向：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从而科学地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1960年6月15日，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向邓稼先等技术骨干提出，由于苏联撕毁合同，我们的核事业要建立在自己工作的基础上。他以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进行了技术交底并讲解了一份绝密文件。

　　其实那份绝密文件是苏联1958年7月派三位核物理专家来华考察和工作时的学术报告记录稿。三位苏联专家先到青海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厂址，7月15日回北京作了学术报告，宋任穷和刘杰、袁成隆、钱三强、吴际霖、郭英会等领导和专家听了报告。报告中，苏联专家一看中国人在做记录，便发起火来，非要当场把本子烧掉。宋任穷忙走上前圆场道：我是中国政府的部长，也是中共中央委员，你们应该相信我，把记录本都交给我处理，你们放心吧。说罢，他把大家的笔记本一一收拾起来。于是，苏联专家也不好再说什么。后来根据大家的记录和回忆整理了一份文件。客观地说，那次报告为中国专家起到了一定引路的作用，但在关键数据上留了一团迷雾。

　　事实上，我国核武器工程从教学概念到理论设计，都靠自己从头摸起。工作思路确定后，邓稼先立即组织科技骨干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启动了中国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工程的第一步。他领导青年人利用仅有的几台电动计算机和手摇计算机，用特征线方法计算内爆型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考察各种物理因素和参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先后共进行九次，历时将近一年。通过这些计算，中国科学家不仅获得了正确的计算结果和物理图像，还积累了丰富的数值计算经验，推动并深化相关专业学科的研究，培训了一批既有一定理论基础又有数值计算实践经验和分析能力的青年科技骨干。

　　在艰苦的条件下，邓稼先和同事们以顽强的毅力进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理论计算，演算的稿纸竟装满了几十麻袋，在大仓库中犹如一座山。然而，人们难以想象，他们是在饥饿的状态中完成这些浩繁工作的。夜里，年轻人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叫道：

　　“老邓，老邓，我们饿，有吃的吗？”

　　望着浮肿的年轻人，听着他们虚弱的喘息，他的眼睛湿润了。于是，他便叫小伙子们冲杯酱油喝或到楼下摘些槐树花、榆树钱充饥。时间长了，墙角排满了空酱油瓶，附近的槐树花和榆树钱被扫荡得精光。

　　不久，彭桓武、郭永怀、王淦昌三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也加入到中国原子弹研制工程之中。各项研究工作得到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终于，在1963年春暖花开之时，39岁的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终于诞生了！

　　由于从事国家安全的特殊使命，邓稼先从不向任何人吐露工作内容或炫耀工作成就。在原子弹爆炸后，除少数中国人知道邓稼先所从事的神圣工作外，在太平洋彼岸还有一位大科学家也猜到了他的工作，那就是杨振宁教授。1964年岁末，美国报刊登出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名单。虽然是英文缩写，可杨振宁还是立即断定出其中有他的好友邓稼先。

　　1971年，杨振宁来到北京，见到孩童时的好友邓稼先。在邓稼先的家里吃饺子时，杨振宁问道：“谁是中国的奥本海默？谁是中国氢弹之父？”

　　邓稼先笑而不答。

　　“那么，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仅用两年多的时间，是什么方法超过美、苏、英、法的速度？”

　　邓稼先仍然一言不发。两人默默相视。

　　在飞机场，杨振宁在飞机舷梯上突然悄声问：“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十分惊愕，没说话。此时的他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说没有，就说明自己了解内情；说不知道，则欺骗了老朋友。邓稼先迟疑片刻，说“你先上飞机吧。等我请示了领导以后，再告诉你吧。”周总理得之此事后，笑道：“赶快写信告诉他吧，应该让海外同胞知道祖国的真实情况啊。”

　　很快，一份密封的急信在上海市为杨振宁送行的宴会上递到了他的手上。当他拆开信，一眼认出了那熟悉的字体——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杨教授的泪水夺眶而出，忙走向洗脸间……

　　他想听到的，就是这一句话！毫无疑问，海外炎黄子孙从这句话中了解和认识了新中国。

　　从1958年到1986年的28年中，我国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其中有15次是邓稼先亲自指挥的，100%地获得成功。因此，他又多了个绰号——“福将”。但身为核工业部九院院长的邓稼先却从来没有考虑自己应该享受什么待遇。身为核试验的技术总指挥，在一次核事故时，邓稼先命令科技人员、干部和战士原地不动，只身一人来到现场，用双手捡起碎片，亲自检验事故的性质。作为科学家，当然他深知放射性的严重危害，但邓稼先为尽早查明原因，保护大家的安全，而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回京后，化验结果表明邓稼先受到严重的核辐射，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1979年初冬，邓稼先的肝脏已严重损伤，放射性物质侵入骨髓，爱人担心他得癌症。从此，他的体质急转直下。1984年，天天便血，几次晕倒在罗布泊基地，但邓稼先仍坚持工作。1985年7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为邓稼先做了手术，但因受过严重的辐射伤害，身体里仍存留大量的放射性有害物质，因此他不能接受放疗，身体始终不能康复。国家全力以赴地医治他的疾病，10个月中，竟连续为他做了五次手术。1986年伊始，九院来京的一个专家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时，意外地发现邓稼先也从另一个车门走了下来。他是身上挂着引流瓶的晚期癌症病人，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居然挤公共汽车。

　　1986年5月16日，邓稼先接受了又一次手术。手术后，疼痛难忍，大汗淋淋，可他却不吭一声。

　　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甚至无法下床。然而，邓稼先仍念念不忘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经常和有关人员讨论工作上的问题。经过酝酿，他强忍痛苦，在病榻上和于敏等一起联名向中央写信，就我国核武器事业和高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我国核科学技术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1986年7月29日。中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因大出血而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62岁。他的遗言：死而无憾。

　　赵九章：壮士不还寒风萧萧

　　“我的父亲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生于河南开封(祖籍浙江吴兴)。我的祖父是一位中医，由于家境贫寒，父亲14岁时不得不去当学徒。但他不甘心就此度过一生，1922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河南留欧美预备学校。19岁时，祖父母相继去世，生活更加艰难，父亲只能依靠亲友接济。后来有幸认识了母亲吴岫霞，在母亲的资助下，他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名师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的指导下，埋头读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35年，父亲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气象学，1938年获博士学位。

　　1944年5月，赵九章出任气象研究所的代理所长。早在30年代，中国气象学尚处萌芽阶段时，赵九章便率先将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开展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研究，开创了我国动力气象学的先河。1939年，西方气象和海洋学家提出了现代天气学、动力气象和海洋学基础性的行星波理论。赵九章通过多年研究提出的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这一新概念，成为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引起国际气象学界的高度重视。

　　解放前夕，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冒着危险，顶着压力，通过各种办法将科学家和设备保留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他倡议和组织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从气象科学，到海洋物理和空间科学，赵九章的目光始终瞄准世界的前沿。

　　20世纪50年代初，计算机技术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成为可能，即从运用计算机进行解析天气动力学的流体力学方程出发，开展数值预报。赵九章敏锐地意识到计算机科学对气象革命的作用，在我国尚没有计算机的条件下，他倡导、支持和组织年轻学者开展手算图解法解微方程，进而促进中国的数值预报事业的迅速成长，为我国在60年代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是一个沿海大国，漫长的海岸线，对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然而，旧中国的海浪研究和海浪观测研究却是空白。50年代初，赵九章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了海浪组，系统地开展我国海浪及波谱的研究工作，并独立自主地研制观测设备和系列分析仪器，为把握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保卫祖国作出了贡献。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人类第一次飞出大气层，从浩瀚的太空来观察和探测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奇妙的星球，这把父亲迷住了，他的心也飞向了那个神秘诱人的太空。父亲曾兴奋地跟我说：‘我们现在从事的研究，是和原子弹导弹一样重要的事。’1959年在我考大学前，父亲多次和我谈起地球物理学的重要性。他常说‘物理、化学、生物都是一些古老的学科，今后科学的新生长点正是那些边缘科学’。当时生物学很少有同学愿意报考，可父亲却告诉我‘20年后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将是世界最前沿的学科’，如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遗传工程等科学的迅速发展，验证了父亲当时的预言。父亲当时说‘现在地球物理需要大量人才，可很多年轻人不了解这门新兴学科的重要性，为此，父亲在百忙之中，连续几年亲自为中学生作科普报告，介绍地球物理学的内容和其重要性，我就是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的，当我的专业确定为空间物理时，父亲非常高兴，他说以后我们将一起为空间科学贡献力量。父亲多次和我讲起必须发展我国自己的卫星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卫星，自己的探测手段和资料，虽然外国已发射了多个卫星，但这不是中国的！重要的资料一定是保密的，这些资料对空间科学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卫星，才能真正进入空间科学的最前沿。’”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中华大地，赵九章也惨遭迫害。

　　1967年，“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被扫地出门。天天被押到大街上游行示众，头上带着高高的尖帽子，脖子上挂着“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的大牌子。

　　更让人不安的还是家庭关系和海外留学的历史。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是赵九章的舅舅，他还曾与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留学，并成为好友。这令他的头上又多了一顶要命的“特务”帽子！

　　于是，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他无权过问，涉及到卫星的信息，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也无权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1968年伊始，赵九章被押到郊区进行劳动改造。20多斤重的胸牌用铁丝挂在脖子上，勒出道道血痕。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造反派”常常故意把他推进水沟，又立即命他爬上来，可刚上来又被推下去……在批斗大会上，赵九章被打得遍体鳞伤；牢笼般的房间里贴满了血淋淋的大字报。

　　不久，一个令赵九章胆颤心悸的噩耗传来：我国杰出的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所长被“造反派”打死。几天里，他头发像霜染的一样白，苍老的皱纹爬满面颊。

　　在痛苦中，赵九章把最后的期待寄托在国庆节上。他清楚地记得：从新中国诞生起，每年国庆节前夕，自己都会收到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欢度国庆之夜。这次在国庆的前一周，赵九章就盼望能像过去一样接到那张印有国徽的请柬，可他一直等到国庆节之夜降临，也没见着请柬的影子。

　　他哪里晓得，那封苦苦期待的请柬在国庆的前三天，便发到了中国科学院。但被“造反派”扣压了。

　　他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了……

　　1968年10月10日深夜，秋风萧瑟。赵九章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静静躺在床上，伴着泪水吞下数十片安眠药。就这样，赵九章于无声处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便离开了人世。

　　当科学的春天再度回到神州大地时，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1997年，赵九章铜像在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落成。他的功绩也被人们广为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