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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寻访北京籍的西藏女兵

http://jczs.sina.com.cn 2001年7月27日 08:02 解放军报

  周汉飞 陆苍松  马玉荣 本报记者李砺寒

  麻晓军:“我的婚礼在高原举行”

  ☆一提及西藏,现任装甲兵某研究所副政委的麻晓军一脸的兴奋。她说:“那时北京的女孩要到西藏去当兵也算是一个新闻了。我那时是热血青年,特别渴望到艰苦的地方去锻
炼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64年,西藏军区来北京征兵,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父母知道后着急了,一再吓唬我说西藏多么缺氧、多么艰苦,规劝我赶紧改变主意。但我是一个倔强的人,想好的事从不回头。也许我想得太乐观了,从繁华的北京一到西藏高原,我就傻眼了,强烈的高原反应使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北京女孩个个饱受缺氧的折磨。头疼不说,整天还昏昏沉沉,浑身软得像面条似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出早操、踢正步,参加连队的各种训练,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当时也不敢给家里写信诉苦,生怕他们会更担心,自己也觉得没出息。后来适应了,也觉得西藏很好,越呆越留恋这个地方。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不仅在西藏提了干,就连自己的婚礼都是在拉萨办的。”

  时任西藏军区通信总站二连指导员的麻晓军和兰州军区空军某部战士秦友友的婚礼,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回忆那天晚上,麻晓军可谓是刻骨铭心。“那天总站所有能来的都来参加了我的婚礼。大家都争相看我的这位‘兵丈夫’到底啥模样。总站小小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光糖果就发了30多斤,战友们一直闹到11点多钟才散去。我们的洞房是连队的一间储藏室,战士们早就偷偷地打扫干净。新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单子、一个凳子,简陋是简陋了一点,可捧着战友们一针一线为我们缝制的大红喜被,心里也满是甜蜜。后来,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回了内他。如今我们夫妻俩回忆起自己的婚礼,仍激动不已。”

  王法荣:“我们活得很充实”

  西藏军区总医院儿科主任王法荣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偏大一些。她算是个老北京,说起话来京腔京韵,每次回京都不忘到钟楼的碾儿胡同去和老街坊寒暄几句;她也可以说是老西藏了,57岁的她进藏已经33年。

  “我1968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时,班里分下来两个进藏名额。我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又是分配小组成员,因此带头报了名。我们是坐着卡车进藏的,一路的颠簸,再加上寒冷,那滋味可真够受的。我们女孩子还可以轮流到驾驶室里去暖和暖和,至于男孩子就只能‘委屈’着了。记得车行到一个叫‘柳园’的地方,听来应是满眼绿色的地方,却没树没草,墙上写着‘此处用水从150公里外运来,请节约’。听接我们的‘老西藏’说,西藏用水特紧张,一天能喝上一杯开水就不错了。晚上,刚翻上一座高山,我的高原反应就来了,整夜睡不着。这时我才明白西藏的艰苦在北京难以想象。

  “报到后,我们和全国各地进藏的大学生一起,到一个海拔近4000米的农场锻炼。女生每天干农活、打土坯、盖房子,冬天我们去挖牛粪,被冻成一坨一坨的牛粪到处蹦,直往眼角嘴里钻。不过男生更苦,上山钻炮眼打石头,干的全是体力活。”

  分到军区总医院后,王法荣一直在小儿科工作,救治的藏汉儿童也记不清有多少个,不过有个叫呷措的藏族男孩她印象特别深。“那孩子是溶血性贫血,送来时已经处于垂危状态了。整个科的护士、医生都整日整夜地密切观察治疗,用尽全力才抢救过来。男孩特别聪明活泼,大家都喜欢逗他,前两年我还见过,高高大大的了。”

  或许真有缘分安排,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有个人始终与她同行,就是与她一起进藏的那位同班同学,如今风雨同舟的爱人。前几年丈夫转业到了陕西,女儿又一直在北京长大,一家人分在了三地。

  说到女儿,王法荣虽语气平淡但难掩辛酸:“那时我只有3个月的产假,孩子还没满一百天就不得不返藏了。再见时两岁了,再见就5岁半了,平日就靠家里寄照片来看着她长大。孩子与我们生疏,就是不叫爸爸、妈妈,电话里都是‘你们’、‘你们’的,现在还认为我们俩当初太傻。可是我们俩明白,在这里我们这辈子活得很充实。”

  王萍君:“困难吓不倒西藏的兵”

  回想起西藏那段军旅岁月,现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副司长的王萍君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告诉笔者:“当时,一句‘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吸引了众多的热血青年奔赴祖国各地,我就是其中的一个。1962年我报名到西藏当兵,父母知道他们改变不了我的决定,就千叮咛、万嘱咐地含泪把我送上西去的列车。

  “虽说未到西藏前我就作好了吃苦的准备,但还是没想到入藏不久就经历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历险。那是春播时节,我们通信总站的一群女兵,在离拉萨几十公里远的藏胞家助民劳动。突然一名战士发生高山反应晕倒,急需送到山下抢救。队长带了我们四五名女兵背起她就往山下跑。两小时后,我们赶到了一条无名河旁,河水很急,哗哗的水声震耳欲聋。当时我们什么也顾不上了,向藏族老乡借了一张牛皮筏,跳上去就往对岸撑。山区的天,说黑就黑了。我们的牛皮筏在没有月光的夜晚失去了方向,只能随水流缓缓地漂动。西藏夜晚气温很低,溅起的水花打在我们身上冷得刺骨。大家一时都沉默了,不知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突然,不知谁叫了一声:‘看,前面好像是个小岛!’真的,前方有点点白光,一时间大家兴奋起来。谁知靠近一看,小岛竟是一具水葬的尸体!顿时我们毛骨悚然。不知又过了多久,我们被总站维护线路的外线兵发现,才终于脱离危险。当时我们全身已结满了大冰坨子,费了好大劲才爬上了岸。好在战友得救了,大家心里都高兴极了。

  “在西藏的日子,苦也吃了,险也经了,意志和能力都提高了好大一截。回北京后,我仍是带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去面对生活和工作,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了。如今,我们这些从北京入伍的西藏女兵常常聚在一起谈论过去,一谈起西藏,大家就抑制不住泪流满面。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奉献在那里的缘故吧。”

  秦志华:“藏汉一家亲”

  西藏,对于每一位曾经在那里有过生活经历的人,似乎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现已退休在家的原北京市无线微波通信局办公室主任秦志华也是如此。19 65年,还是个16岁小姑娘的她,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的号召,应征去了西藏。一说到西藏,秦志华就有说不完的话,她说:“刚到西藏,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饮食上的不习惯。由于当时部队没有配备高压锅,做出来的米饭总是半熟半生,蒸出来的馒头用手一捏就是一团,吃起来黏牙,水也总是烧得半开。

  “西藏虽然条件艰苦,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感情特纯朴,特真挚。每年我们都要搞助民活动,藏族同胞对我们这些当兵的更是爱护有加,彼此之间结下了深深的情谊。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操场上训练。忽然一个年轻藏族女子搀扶着一个中年藏族妇女急匆匆向我们走来,好像是中年妇女得了什么病。走到近前,中年妇女对着我们连比带划,急得团团转,我们就是搞不懂什么意思。倒是年轻女子聪明,用手按着肚子,蹶着屁股,嘴里发出‘咕咕’、‘叭叭’的声响,我们一下就明白了:拉肚子。我们赶紧找来卫生员,拿出黄连素让她服下,并给她包好一包黄连素比划着告诉她用量。没想到,第二天她就提着一个水壶,端着几个小碗赶了过来,笑呵呵地老远就冲我们说:‘金珠玛米呀咕嘟!’(解放军好!)那时的藏民不喝开水,知道我们爱干净,她先用自己的藏袍把小碗擦得亮亮的,又用壶里的热水冲洗一遍,然后把小碗摆成一排,依次倒上开水,又一个一个捧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喝。1978年,由于身体原因,我转业回到了北京,可时至今日,他们那纯朴的语言、喜悦的笑脸、真挚的情感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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