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发展史上，无线电通信始终是保障指挥与协同的主要手段，同时，有线电通信也为保障指挥与协同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时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高度重视和指导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有线电通信网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徐向前总指挥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即把有线电通信建设摆到重要位置，调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架设电话线路。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1933年6月， 初步形成了以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通江为中心的有线电通信网。到1934年初，川陕根据地共架设半永久性线路长约2200公里。

　　川陕根据地有线电通信网使用的电话设备，总机为德国西门子式，分5门、1 0门、20门、25门几种；单机有西门子式、依巴德(高叉)式、瑞典、瑞士、开罗式手摇机。从鄂豫皖向川陕转战途中，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徐向前总指挥指示部队丢掉了一些辎重，埋掉了一些迫击炮，却拨了十几匹骡子给电话队驮电话线等器材，还特别交待说：情况紧急时，枪炮可以丢，电话器材绝不能丢。电话队的官兵牢记徐总指挥的命令，不管是轻装突围，还是翻山越岭，他们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别的东西可以丢，就是电线、电池、电话机不能丢。15门、20门和25门总机，多数是从四川军阀田颂尧、刘存厚、杨森等部缴获而来，少部分是通过秘密交通线，从西安、重庆、成都等地采购来的。电话单机多为战利品。川陕根据地各级党、政、军机关所用的电话设备均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电话队或各军电话队负责安装，并派电话兵值守。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与前线指挥部安装了较大的总机；各军、师司令部均安装小型总机；十多个县以及重要的区镇均安装了电话总机。川陕根据地各级党、政、军机关都安装了电话单机，据不完全统计，到1933年5月时，装设各种类型的电话单机达到400多部。

　　这一规模可观的有线电通信网，其建设之快，线路之长，设备之多，应用之广，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中，是首屈一指的。对根据地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2月中旬，蒋介石委任四川军阀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对川陕根据地进行“三路围攻”。为此，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反“三路围攻”作战。那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不久，有线电建设刚刚展开，没有成网。为了保障方面军总指挥部对作战的指挥，根据徐向前总指挥的指示，在曾中生参谋长的直接组织下，总指挥部电话队集中力量首先架设了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至各军、师驻地的临时线路，架设时充分利用了敌人撤退时没有来得及撤收的线路。同时，电话队还向各军、师及主力团派出电话员，携带话机和线料，不分昼夜地架设临时线路，为方面军总指挥部到前指以及到各军、师阵地的作战指挥，提供了及时可靠的通信保障。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1933年3月8日争夺八庙垭的战斗时说：“半夜里张国焘打来电话，说八庙垭失守，我急得觉都无法睡。天不亮就赶去，集中十一师、七十三师一部向敌反击……夺回了八庙垭。”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同前线之间，总指挥部各领导人之间的有线电话联络已很畅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话队电话兵的袁学邦同志在《把红色线路架遍川陕苏区》一文中回忆说：“1933年反‘三路围攻’时，绥定(可达县)、宣汉、万源地区的战况，当天夜晚或第二天早晨就可通过有线电话传到通江总指挥部。”这种比无线电报更为便捷的电话通信，无疑对反“三路围攻”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胜利粉碎“三路围攻”后，为进一步扩大根据地，1933年8月中旬至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了仪南、营渠和宣达进攻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红四方面军的节节胜利，使蒋介石如坐针毡。1933年秋末，蒋介石指使四川军阀刘湘纠集140个团的兵力，向川陕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此时，红四方面军有线电通信建设已初具规模，根据地内20多个县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通江之间，大都架设了半永久性线路，这为反“六路围攻”作战指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除此之外，当红军攻击前进或扩域克城时，电话兵就紧随其后架线，向前方延伸，始终保障前线指挥员和后方指挥部的联络不间断；当红军缩短战线、收紧阵地时，电话队就组织撤电杆、收电线，发动群众向后方运送，避免电话网络被敌破坏或为敌利用。在整个反“六路围攻”期间，前线的战况可以通过电话及时向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告，总指挥部也可以及时向前指和各军发布命令或商讨问题。有一次，就迂回包围并寻歼刘湘的精锐部队问题，在后方坐阵遥控的张国焘与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总指挥徐向前还在电话中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争论。徐帅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前面，决定东旋。张国焘在后面，来电话要西旋。电话里讲来讲去，我反复陈说利弊，坚持东旋，他充耳不闻，一再要我们西旋。吵了几个小时……”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的徐深吉所著《徐向前同志在红四方面军》一文也回忆了这次争论。他说：“张国焘在通江的洪口场，徐向前、陈昌浩同志还有各军的领导同志在宣汉的马渡关，前后相距200多里，让我在罗文坝电话站传电话……5个小时的长电话，几乎说破了嘴。”在30年代初期，一个电话能打5个小时，这一情节有力地说明，当时川陕根据地的有线电通信保障是很有力的。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打得最艰苦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大战役，历时11个月，在徐向前总指挥的正确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的巨大胜利，有线电通信为这一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1934年8月初，结束反“六路围攻”的运动防御后，徐向前总指挥组织红四方面军展开反攻。其中一路，先以两个主力团采用夜袭方式，占领了刘湘控制的重要阵地铁家山，乘势攻到敌人后方长赤、木门一带，电话员不失时机地把电话机搭到敌人的线路上，正好听到敌方在通话。由于长期开展卓有成效的有线电侦听工作，对敌人的情况比较清楚，电话员马上听出是敌李家钰师找他们的上级讲话，请示是否撤退。电话员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陈昌浩马上拿起电话，以敌军上级下命令的口气，要李家钰师坚守住阵地(意在不让敌人跑掉)，为黄猫垭战斗全歼敌军1.4万多人的胜利赢得了时间。为此，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话队分队长的李玉奎曾自豪地说：“红四方面军的有线电通信比无线电通信建立得早，应用得广。电台建立后，主要担负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的通信联络任务，以及对敌人的无线电侦察工作，苏区内的战斗指挥、部队调动、后勤保障、政权建设和支援前线等任务，主要靠有线电通信去联络。从鄂豫皖到川陕，红色线路架遍苏区的山山水水，传递着战斗号令和捷报。”

　　红四方面军领导特别是徐向前总指挥所以高度重视有线电，主要依靠有线电，是从当时红四方面军实际出发的正确抉择。从鄂豫皖到川陕，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台数量很少，来源困难，仅够作无线电侦听和同中央联系之用；红四方面军电话队成立很早，在鄂豫皖时期就积累了保障战役战斗的经验；加上川陕地区敌军的无线电台也很少，有线电话却已广泛使用；红四方面军的历次作战又是依托根据地进行的，这就为主要依靠有线电通信保障作战指挥提供了可能性。从川陕实际出发，把有线电通信提到关系战略和战役成败的高度加以建设和使用，正是总指挥徐向前的高明之处。(魏天柱李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