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重要历史事件回顾

　　从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到现在，我军已走过了七十多年艰难而光辉的历程。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充分表明，有了党的绝对领导，我军才建立和形成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独有的建军原则和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培养和发展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因而也才有了其他军队所没有的政治优势，保证了我军长期以来在政治上的合格。没有党的绝对领导就没有我们这支军队，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胜利和成就。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确保我军“不变质”、“打得赢”。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时候，回顾党领导我军走过的艰难历程，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加坚定地听从党的指挥，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把红军建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建军原则，为我军的发展和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建立自己的军队，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从1927年8月至1928年8月，共产党领导了一百多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三大起义是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共产党人继续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为配合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八七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毛泽东和湖南省委讨论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决定公开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和领导起义。起义于9月9日举行。

　　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于9月29日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时部队人数不足1000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也很混乱，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及时整顿好这支部队，毛泽东在三湾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并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第一、资遣了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规定长官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三湾改编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并规定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曾指出：“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与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他还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为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广州起义的少数人员和湘南起义的农军，转移至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特别重视这支革命军队的建设，在军、团、营、连各级都建立了党的组织，班有党小组。部队战斗力增强，连续打了不少胜仗。

　　由于红军中的人员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作战的环境和方式又是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比较严重。在部分领导人中，关于党和军队关系的问题也存在争论，以致影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一直主张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和改造这支军队。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领导者之间在创建根据地和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争论未能完全解决。会议对前委进行了改组，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为前委书记，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

　　红四军党的七大以后，陈毅到上海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分析了红四军的情况，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以有战斗力，在于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性是由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作保证的。指示信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

　　1929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红四军的情况，决定红四军进行整训，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8个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9月来信。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8个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共产党，建设红军。其主要内容包括：1、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还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2、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规定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加强党内教育，严格党的纪律，开好党的会议，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决议批判了极端民主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3、明确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4、强调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决议指出，红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5、确立了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军官兵平等，官长应爱护士兵，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重申红军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的规定，坚持军民团结。规定了瓦解敌军的政策和方法。6、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7、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古田会议决议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了。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照此执行。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加强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困难，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爆发前，围绕红军改编等问题，我党与国民党进行了激烈斗争，坚持了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以及国民党主和派共同努力下和平解决，蒋介石同意抗战。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林伯渠等代表，同国民党当局多次进行谈判，解决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的组织等问题。在谈判中，国民党企图通过“合作”、“统一”达到削弱、控制甚至取消共产党和红军的目的。他们甚至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取消红军建制，只同意保留1万余人，余者进行遣散。针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艰苦复杂的斗争。在中共代表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同意红军编3个师，共4.5万人，但不能建独立的指挥部，师长由国民党派员担任。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坚持“国民党不准插手一个人”。七·七事变后，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早日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对红军改编问题也作了一些让步。迫于抗战形势危急，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当局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1.5万人。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林彪、贺龙、刘伯承分别担任第一一五师、第一二0师、第一二九师师长。

　　为保证红军在改编后继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决定，进一步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中央军委在发布的《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强调指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持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8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决定在八路军前总设军分会，师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加强党的领导。

　　10月2日，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将原活动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红军正式改编前就作出了《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总政治部同时发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对军队各级党组织的设置、政治工作的任务、方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总政治部的决定特别指出：“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地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的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为机关的特点。”

　　红军改编后，由于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时任总政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在部队调查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遂向任弼时等领导作了反映。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立即报请中央，建议恢复这一制度。10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师、旅政治委员。撤销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个别地区红军改编时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过分相信国民党。特别是身为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投降主张，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后来，他在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期间，又屈于国民党的压力，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行动”等错误主张。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地区工作进展缓慢，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未能及时得到共产党的领导，新四军也丧失了大好时机，没有得到更快发展。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确定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同时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和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对此后党和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全面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针对党内军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党创造了整风运动的有效形式，在全党全军普遍进行了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部队还重印《古田会议决议》，发至连长，每人一本。通过教育，全党全军提高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辨别是非和观察事物的能力，增强了战胜困难、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立健全党委制度，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夺取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全国解放战争中，我军面对的是具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对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形势发展和军队建设需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党中央重新强调健全和完善军队中的党委制。

　　1945年党的“七大”就提出了重新健全党委制的问题。随后，晋冀鲁豫部队首先恢复健全了党委制。194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明确指出：“关于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七大时已有原则决定，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的各级委员会”，“举凡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理由首长负责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此后部队团以上各级党委会就普遍恢复、建立起来。同年12月，总政治部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颁发全军。这是全军第一个关于党委会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在总则中明确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其组织形式即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的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附则中规定，撤销原来的团以上各级军政委员会和旅以上各级党务委员会和团总支、营分支。这个条例于1949年12月修订后再次颁发。

　　由于我党我军在较长时期内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和农村环境下，党中央曾经允许各地方党和军事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从而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有所滋长，损害了党的事业。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以后，中国革命面临夺取全面胜利的新形势。在新的形势下，为了夺取全国胜利，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先后就全党全军政策上的完全统一，加强纪律性，以及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8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会后，中央随即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各级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制。此后，毛泽东还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章和指示中，详细论述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关系，规定在作战情况紧急时，首长有临机处置权，“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建立健全，对于克服部队存在的山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军阀主义残余、游击主义习气等不良倾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完成作战任务，保证整个战争胜利和促进部队发展，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恢复各级党委会的同时，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党支部战时不间断的领导，我军还进一步加强了党支部的建设，要求连队党员的比例在野战军占30%—40%，在后方占20%左右。为此，要求加强连队党员的发展工作，开展火线入党，要求党支部充分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党员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使党支部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带领整个连队积极贯彻上级指示，圆满完成各项战斗任务，使连队成为攻必克、守必固、打不垮、拖不烂的战斗集体。

　　全国解放战争期间，为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实现，夺取全国胜利，全军根据党的指示和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以阶级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全军广泛开展立功创模运动、团结互助运动、三大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运动；1947年冬和1948年夏，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全军进行了以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和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等，从而普遍提高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增强了部队的团结和巩固。各级党的组织，在组织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和开展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积极带领广大共产党员和群众，在作战中冲锋陷阵，前赴后继。在执行各项任务中，积极主动，模范地执行政策纪律，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贯彻到了具体的行动之中。

　　全国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只有120多万人，装备落后，而蒋介石有800万军队，有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美式武器装备。经过4年浴血奋战，我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我军的迅速发展，有许多因素，但其首要的因素是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了党的建设，是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的结果，因而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柱江学东浩光 晓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