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育军

　　联合作战，是世界战争史演进的成果。对传统意义上的协同作战，我们比较容易把握，但对联合作战却难免有一种茫然感。这并不是因为联合作战完全脱离了以往的作战样式，而在于它与以往相比，轮廓很不分明，运行很不规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联合作战没有相对确定的领域和空间。工业时代的地面作战，通常固定于某个国家、某一地域，其作战行动如同机械化生产流水线一样，正面、翼侧、纵深、后方以及当前行动与后续作战，程序清楚，战线分明。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虽然后方也常常遭到大规模杀伤兵器和武器渗透的袭击，但前后方之别仍是十分清楚的。而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作战，在多个领域、多个方向、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进行，分不清哪是前方后方，哪是正面纵深，只有领域、方向上的主次之分。同时，联合作战的空间也趋于扩大化，既可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可能是集团与集团之间，跨国家、跨地区的联合交战行动。如科索沃战争，北约实施的是一次典型的大区域联军联合作战，19个成员国中有13个国家直接参战，6个国家提供后勤支援，战场空间上至太空，下至海底，东西纵横1.5万公里，基地分布于30多个国家，空域范围覆盖40多个国家。

　　联合作战没有明显的层次之分，战略、战役、战术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联合作战在行动方式上，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行动可能是秘密的，也可能是公开的，可能是“软打击”开头，也可能是“硬杀伤”发端。诸如军事实力威慑、恐怖式袭击、外科手术式打击、计算机网络战、导弹战、空袭战、太空战等，都可以成为联合作战的一个局部或者全部。可以说，很难从已发生的战争中预测出下次战争中对手会运用什么样的方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和手段。

　　从国际上看，联合作战没有明确地以两个以上军种参战为前提。我军在划分联合作战与合同作战的区别时，与外军有所不同。这是由我军目前军种的单一性和编制装备所决定的。如美军一个军种内有我军所指的多军种装备，因此通常在联合作战的参战军种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如英阿马岛之战，英军只是出动了海军就完成了整个作战行动，但从我们的角度看，实际上其参战军种包括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等。由此可以联想到美国海军上将威廉·欧文斯的一句预言：“我们将有一支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结合在一起的军队，没有各军种分开的军营，没有各军种分开的基地，而是一起住在联合基地里，并使所有军种联合编组，以使他们能够联合作战。”

　　联合作战没有相对平衡的力量构成。按照“兰彻斯特方程”，传统战争攻防双方的最佳比例是三分之一。联合作战却不承认这样的原理，也没有力量对抗的比例概念。交战双方在作战力量的投入上往往并不对等，只求灵活，不求比例，也就是通常讲的不对称作战。在作战力量的构成上，采取模块化组合方法，科学配备。

　　联合作战没有固定的作战与协同方法。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主要靠资金、装备、人员的大量有利要素支撑。在一定意义上说，打仗就是打钢铁、打石油。而高技术战争，通常由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主导。联合作战实质上成为有形对抗与无形较量、“软杀伤”与“硬摧毁”的联合。这种联合既可能是兵力的联合，也可能是兵器的联合，作战协同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总之，联合作战几乎没有什么时间、空间、手段、对象、规模等方面的限制，战争运行的轨迹是模糊的，难以作出清晰的预测。

　　古人云：“胜战不复”，犹如“趟水过河，出脚再入非前水”。从战争实践看，战争是不断发展和演变的。现代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战争失去了固定的模式。战争的非重复性和作战方式的一次性效应愈加明显。拘泥于传统经验，因循守旧，刻舟求剑，必然要吃大亏。能够用之于未来的不是已有的经验，而只能是创新。

　　美国《华尔街报》写道：“五角大楼的精英们所关心的不是波斯尼亚、海地或北朝鲜，而是今后几十年内进行战争的方法是否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时代的发展，要求军事家应在总结以往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借鉴与创新的结合上，重新设计尚未发生的下一次战争。当今，战争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军队建设正处在一个“转轨期”，联合作战将在高度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复合”条件下进行，军队是由诸多小型、高度合成的作战群体构成。战争的突然性与透明性会进一步增强，非线式作战、非接触性作战、非对称作战表现得尤为突出。实施全纵深联合作战必须走出“堂堂之阵”的思维误区，依据作战条件变化、作战对手变化、作战手段变化及作战方式变化，不断进行新的设计。

　　世界新军事变革还在持续发生，致使我们预测并制定尚未进行的战争的基本理论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西方国家主要以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未来作战需要的角度去研究联合战役理论，并通过对未来战场环境、战役特点的模拟来完善作战理论。美军在对未来作战进行预测性研究的基础上，还强调在战争或演习等实践中验证和发展作战理论。可以说，联合作战的理论还在发展，还远远没有定型。正是因为理论的不固定性，赋予了联合作战思想巨大的创造性。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我军对联合作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各级都十分重视这一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果。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根据未来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紧密结合世界军事变革的大背景和我军的实际，以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把对联合作战的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