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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述:中国战略产业反思之一

http://jczs.sina.com.cn 2001年5月15日 17:19 舰船知识网络版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战略产业的问题

  美国人拼命向中国人灌输一种经济学论调:土豆片和集成电路芯片都是“片”,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生产土豆片,美国生产芯片,只要一样能挣钱,就完全是一回事。现如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也是持这种观点。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必要谈论什么“战略产业”。然而,也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却说:“虽然是同样记入GNP,但如果你认为妓女挣的一百万美元和炼钢工人挣的一百万美元等值,那你的经济学就还没有及格。”

  这里的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于抽象的教科书上的纯经济学领域,而是在于更为广泛的现实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领域。记得几年前我与中国一位很著名的经济学家辩论过。我说:教授先生,你考虑过现实国际环境这个因素吗?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回答:国际环境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应该考虑的问题。我说:如果你只是在谈论一个抽象的经济学模型,你随意把哪个变量排除出去都无所谓;但你现在是在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个变量是不能被排除出去的;同时,你现在也是在批评中国曾经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这个战略的制定是考虑了当时的现实国际环境这个因素的,现在你把这个变量排除了出去,再去批评这个战略就是不公正的。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无法正面回应我的质疑。

  最近几年,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中美关系紧张之后,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战略恐怕更有重视现实国际环境这个变量的必要性。一旦把这个变量加进来,战略产业这个概念就有意义了。

  像中国这样一个后进国家,如何发展战略产业呢?

  一种可能是我们现在只能顺其自然,搞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纺织品、技术含量较低的机电产品等,等到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的产业自然就会升级。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仅仅“顺其自然”,我们很可能就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不仅我们的产业无法自然升级,甚至我们的经济发展也会因整个国际市场上低技术产品的饱和而失去后劲。

  另一种可能是主动争取动态的比较优势,这就必须有国家对于战略产业的支持和保护。这种战略可能存在的风险是,脱离了现有的实际科技水平和国力允许的水平,以致难以承受独自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昂贵成本,倒不如先搞相对容易的低技术产业,进入国际大循环,等力量聚集起来后再发展科技水平更高的战略产业。再说现在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国家的保护和投资,可能造成较大的浪费和分配的不公平等。

  发展战略产业,哪些是应该优先发展的,哪些是不得不先放一放的?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体制与政策上的调整?抑或这整个问题就是一个假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战略产业?这些真是需要深入、细致的探讨的,应该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王小东)

  大国间的产业竞争:21世纪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环境与定位

  在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人如何认识全球竞争环境?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一些人片面照搬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思想”,主张将中国纳入全球化生产体系,成为跨国公司最大的加工基地,但对于中国独立的战略产业和国家安全却只字不提,完全缺乏应有的大国战略视角。有人说,中国需要乔治.凯南,基辛格,亨廷顿,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大战略家。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人,而是没有站到应有的位置。读赵英《大国世纪》一书,其中提出“超级产业”概念,是十分有意义的。它给我们中国提供了一个参与21世纪国际竞争的理论基石。

  一.超级产业的高科技基础

  关于“全球化”问题,当前占主流的意见有两个基本点值得商榷。

  第一,许多人把新经济和全球化单纯看作“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必然结果是盲目模仿,被动参与。我认为,新经济和全球化具有两重性,应该同时从主体行为角度来观察。新经济和全球化是国际竞争的产物,而且主要是在美国的推行下出现的。

  第二,许多人把新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归结为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其结果是在逻辑上消解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我则认为竞争主体是全方位的,包括国家、企业、家族和个人,包括国家集团如欧洲联盟,国家联盟如各种自由贸易区。作为大国,国家尤其构成国际竞争的主体。

  《大国世纪》的核心是研究全球化竞争过程中的大国关系,他提出了“大国竞争与超级产业”概念,有重大意义。

  超级产业,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其巨大规模,巨大投入,产生效果所需要的巨大空间(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空间,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主要来源与体现,成为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坎。

  超级产业是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常规武器等,不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术,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规模。

  20世纪下半叶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形成了全球化技术和超级产业群。以太空技术、核技术、电子网络、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新材料能源和环境保护为代表。

  核技术与原子能产业:19世纪末人类发现的原子核动力,在1945年为美国变成了原子弹,并使用于对日本的战争;1953年苏联制造出第一颗氢弹;1978—1981年美国开始大量生产和储备中子弹头和中子炮弹。足可以毁灭人类多次的武器,配合以全球化运载工具和通讯雷达技术,组成了全球化武器系统,各大国和大国集团以全球性武器为核心进行重组,并开展了宇航工业竞赛。

  太空技术与航空航天产业:人类所认识和利用的空间已经大大扩展,陆地称为人类第一环境,海洋为第二环境,大气层为第三环境,外层空间为第四环境,互联网为第五环境。

  1901年英国和加拿大之间出现第一次横贯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1903年美国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1920年出现机械扫描的电视机,1929年应用于公共电视播放。1941年美国研制成功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将电子技术与航空器结合起来。1942年德国研制成功V-2火箭,1959年美国民兵-1导弹射程已经达到1000公里,洲际导弹和远程飞机是全球化运载工具,为投掷全球性武器而研制。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2年美国和苏联同时发射宇宙飞船,1969年美国开始阿波罗登月计划,1971年苏联航天站进入宇宙,1981年美国航天飞机升空。

  1983年,美国里根政府宣布“星球大战计划”,宣称:“美国要制造出可拦截和摧毁飞行中的战略核武器的高级防御武器”,使用激光束、粒子束、微波束、等离子束、等离子加速器形成“能量武器系统”。20年准备花费8000亿美元。全球化军备竞赛所需要的军费,已经消耗了美国GNP的7%,前苏联的20%。

  说军备竞赛和太空技术没有商业价值是错误的,航天业已经商业化。1995年以来世界每年约发射90颗卫星,用于移动通讯、广播电视和气象。2000年,人类头上有546个飞行器在旋转。俄罗斯的间谍卫星拍摄高清晰度的民用照片,价格8.95—24.95美元一张。核动力用于发电,1998年全世界有49座核电站在建,27座在筹划,中国有4座。不仅是军事技术可以转民用,大量民用技术也可以军用。如地质勘探、国土规划、农业、气象、野生动物保护、考古等等。太空技术使人类活动扩展到外层空间,人造卫星开启了全球卫星通信的新时代。1946年美国产生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使得人类系统利用信息资源成为可能。未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人类智慧。2011年可出现集成10亿只晶体管的芯片,将微处理器速度提高100倍,存储量提高1000倍。

  航天技术,即将出现载人火星飞行、天空发电、低价格的卫星通信、外星移民。航空技术,有卫星通信功能的飞机,500-600乘客的飞机,液氢燃料飞机。机动隐形、推力转向、持续超音速巡航、航空电子设备一体化、激光攻击。

  常规武器,有非致命武器、战术导弹和其他常规武器,借助卫星、网络、计算机,成为高精确度武器。有隐形巡航导弹防御系统、战术机器人、2英寸长的侦察机器人,有“无人战争”。核技术有原子激光浓缩铀,同位素,辐射技术,快中子反应堆,受控核聚变技术。

  现代信息技术,使各门类技术出现大融合,各种新旧技术的匹配使用,比单项技术发明更有效。技术融合加速全球化,全球化加速技术融合,产生新一代的军事高技术:如微电子装置、计算机、光电子、航天、生物、新材料、隐形、定向能技术等。最主要的特征是综合性,每一项军事高科技都是一个技术群,信息技术是军事高科技的核心。

  二、超级产业与战争

  美国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战争经济。第一个特点是设立“假想敌”,从前苏联、中国到“无赖国家”,以图让国会通过扩大国防预算。无论最后打不打仗,都成为美国高科技、战略产业和整体经济的强大推动力。第二个特点是高额国防开支,2001年国防开支接近4000亿美元。第三个特点是国家不办国有企业,而是向股份公司进行大规模采购。第四个特点是以武力和文化优势在世界树立霸权,几乎每一届总统都要打一次仗。第五个特点是通过操纵国际组织“立规矩”作为树立霸权的主要手段,包括经济方面的美元霸权和WTO在内。第六,美国不太计较小的经济利益,而且重视价值观念,地缘政治,国家长远利益,和自己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美国的战略家出得特别多。世界霸权对于美国,可以带来精神文化优势和稳定感,于是,全世界的资源,从战略物资到人才和资金,就源源不断流入美国。

  海湾战争中有500多种80年代的高新技术登台亮相,关键的进步不在新武器本身,在于武器的系统化。众多武器之间超距离实时合作,形成前所未有的作战能力。“爱国者”导弹拦截“飞毛腿”时,要牵动大半个地球上的许多兵器。卫星发现目标后,向澳大利亚地面站传送情报,经美国本土的夏延山指挥所把信息发给利雅得中心的指挥所,然后命令操作员进入战位,在90秒钟预警期间,依赖空间系统和C3I武器系统的多次配合,可谓“牵一弹动全球”。

  军事技术:世界进入“技术综合与全球化战争”时代,新概念武器和武器新概念的出场,使战争面孔变得模糊:一次“黑客”袭击,一次金融冲击,一次在互联网上公布敌方首脑的丑闻,一次绑架和暗杀,一次敌国汇率的异动,都可以纳入新概念武器之列。

  “新概念武器”包括:动能武器、定向能武器、次声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气象武器、太阳能武器、基因武器等。有人把未来的战争称为“超限战”,即超越了一切界限和限度的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战场无所不在,一切武器和技术可以任意叠加。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的界限被打破,战争原则和战争法可能都要被修改。

  原子弹等“超杀武器”的出现是人类极端思维的产物,它改变了杀伤力短缺状态,使杀伤力大大过剩。于是武器由强化向“慈化”发展,以减少杀戮和附带杀伤。精杀武器可精确打击目标,减少附带伤亡,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俄罗斯使用一枚导弹追踪杜达耶夫的移动电话,就减少了车臣的麻烦。非致命武器减少了人员的死亡。美国正在研究光学武器、高能微波弹、声束武器和脉冲化学激光,无人武器平台可节省昂贵的防护设施。慈化武器是武器新概念的派生物,信息武器是慈化武器的突出代表,如进行硬摧毁的电磁能武器,实行软打击的电脑逻辑炸弹、网络病毒、媒体武器,着眼于瘫痪和破坏,而不是人员杀伤。这是最有前途的武器发展倾向,它可以改变战争的残酷过程,但改变不了战争强制性的本质。

  战争概念的改变

  战略战术是随技术改变的。1916年德军用马克沁机枪向密集队形的英军扫射,英军一天伤亡6万人,密集队形冲锋从此退出战场。

  美国军方最新的战略概念是“信息战”:把信息作为独立领域和强劲武器。最早的论述在1976年,称为“决策系统之间的斗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信息战”的定义是:保护己方的信息、信息处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的同时干扰敌人,以取得信息优势。美国陆军认为:信息已渗透到从和平时期到全球战争中军事行动的各个方面,“广义信息战”是利用信息达成国家目标的行为”,“信息战是一个超出国防部范围的国家问题”。

  技术和武器的发展改变了战争的空间,战场扩展到无边无际:卫星在天空,潜艇在深海,弹道导弹打到地球任何地方,电子战在电磁空间中进行,心理战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战场不是普通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空间的扩展,是创造了一个非自然空间:人造空间或者技术空间,包括信息技术造成的网络空间,以后的“纳米空间”则可能实现无人化战争。常理空间和技术空间交错,战争同时在宏观、中观、微观,以及其他不同物理特性的领域里展开。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职业军人和非职业军人结合,战场空间和非战场空间重叠,任何空间都被人类赋予了战场的意义,只要你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手段,向任何目标发动攻击的能力,战场就无处不在。

  战争的参加者将超出职业军人的范围。军人越来越知识化,战争可能平民化,仅凭个人技术专长就可以给军事和国家安全造成损害。1994年,一个16岁的少年计算机黑客,从英国攻击了美国空军发展中心,危及30个系统的安全,侵入了100多个系统,包括韩国原子能研究所、美国航空航天局。美国国防部已受到23万起涉及安全的网络入侵。伊斯兰圣战组织、美国的白人民兵、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本.拉登式的恐怖组织,都使西方世界心惊肉跳。技术融合带来的全球化趋势之一,就是全球性恐怖活动,使职业化军队难以对付。

  非职业化的战士和非国家组织进行的非军事性战争已到处出现。包括职业分析员、软件工程师、金融家和股市操盘手、传媒大王,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危害国家主权。穆迪公司的信用评级报告,可以影响意大利、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的经济走势,金融市场比起恐怖活动危害更大。

  美国人进一步把未来战争归纳为“信息战、精确战、联合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沙利文组织了美国第一支数字化部队,基于战争全面转向信息处理和隐形远程打击,提出“精确战”概念:武器精度提高和战场透明度增大,可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如全球定位系统、C4I系统)和隐形飞机,迅速、准确、高效达到目的,附带杀伤力小,以摆脱消耗战。

  真正的创见是“非战争军事行动”,把维和、稽毒、平暴、军援、军控、救灾、撤侨、打击恐怖活动全部包括进去。“非军事行动的战争”出现了,包括贸易战、金融战、恐怖战、生态战等。战争的内涵将扩展,从“用武力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意志”,变成“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杀伤和非杀伤的手段,强迫敌方满足自己的利益”。

  海湾战争的意义

  42天的海湾战争,有30多个国家的200万人,300艘军舰、400架飞机、12000辆坦克、12000辆装甲车参加。42天战争有38天是空中打击,地面战只100小时。歼灭伊拉克42个师,伤亡3万人,俘虏8万人,摧毁3847辆坦克、1450辆装甲车、2917门火炮。空军发挥了巨大威力,直升飞机成为坦克的克星。

  传媒战与心理战。美国国防部向1300名新闻记者实施新闻检查,所有记者高度自觉,配合美国作战意图,和军界唱默契双簧。美国吸取了越南战争中军界和媒体配合不好的教训,关于美国军队大量开进科威特的报导,曾经使伊拉克军队望而却步。"沙漠风暴"开战前一天,西方传媒张扬的“美国航空母舰编队经过苏伊士运河”,迷惑了萨达姆,以为美国没有完成作战部署。媒体大肆渲染高科技武器,产生了“美国必胜”的信念。与战场宣传不同,传媒披着“客观”外衣,发挥无可估量的影响,加上心理战,成为战争的“软武器”。

  海湾战争有30国派兵,110国参加禁运,未出兵国按AA制分摊经费,以表现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和“国际性”。

  海湾战争后,美国三军纷纷提出改革方案,争取新军费。陆军组建1100人的数字化部队,海军彻底改变战略,从争夺制海权变为支援陆上作战,空军组建远征部队,每支有1175人和34架飞机,目标是保证“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的战略目标。航天司令部沿“星球大战”方向,提出2020年作战概念:“控制空间,全球交战,全面力量集成,全球合作”。

  “控制空间”是指:确保进入、监视空间,保护航天系统,阻止敌方使用美国及其盟国的航天系统,阻止敌方使用航天系统—一切都依赖新经济,一切都是全球化的。

  豪华战。美国的基本战略是“花钱买人命”。海湾战争以高成本、高浪费换取低伤亡,美国方面出动52万军队,亡148人,伤458人,耗资610亿美元。美国人的奢华无度,在海湾战争中已经成僻成瘾,无节制使用隐形飞机、精确炸弹、新型炸弹和直升飞机,进行超视距攻击和地毯式轰炸。他们可以出动2500万美元一架的飞机,42天内进行11万次轰炸;可以用130万一枚的战斧式导弹去轰炸复兴社会党总部,可以用数万美元一枚的精确制导炸弹去瞄准散兵坑。“以金钱换人命“的代价极其昂贵。

  比“空地一体战“更上一层楼的,是”全维作战“,即1993年美国陆军提出“全纵深,全高度,全正面,全时间,全频谱,多手段”的概念。

  美国式思维影响了各国军事思想,形成思维定势: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是敌国的军事力量,高科技建军是方向。奥尔加科夫指出了信息技术将使常规武器发生革命,在效果上取代核武器,新经济引发的武器竞赛使许多国家不堪重负:“如果一个国家跟踪科技革命的代价极其高昂,超出了它的体制和物质条件所能承受的限度,结果只能是在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方面更加落后。俄罗斯在沙皇和苏联时代都是如此,苏联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军事负担,军方又不愿意接受收缩战略的要求。”前苏联如此,其他国家更如此,谁有力量在军事高科技上与美国竞争呢?

  战争与攫取资源,争夺市场,资本控制,贸易制裁等经济因素交织,也和文化渗透、思想影响、政治影响和传媒舆论结合。在这方面,急于以美国为模式求发展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严重缺乏警惕。而善于树立假想敌的美国,在国防报告中又列出了多种威胁:

  —敌视美国利益的地区强国,首先来自伊拉克,伊朗,中东,朝鲜半岛;

  —敏感技术的扩散,如核、生化武器及投射技术,信息战技术,隐形技术;

  —恐怖活动;

  —非法毒品交易;

  —国际有组织犯罪及移民失控;

  —危及盟国政府的颠覆活动和无政府状态;

  —对美国繁荣和增长的威胁;

  —大规模杀伤武器对美国本土的威胁。

  这样的“威胁和反威胁”,就把国家的安全边界扩展到了领土以外,从军事扩展到政治、经济、资源、民族、宗教、文化、网络、地缘、环境和太空,把国家安全从国防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安全,成为“泛疆域的大安全观”。亨廷顿提出,21世纪国际冲突是存在于基督教、儒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的冲突”。布热津斯基的概念是北美、欧洲、东亚、南亚、穆斯林间的“族群冲突”,美国应建立“跨欧亚安全体系”,以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为核心,其基本思路,是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小布什的政策则把重点集中到中东和台湾海峡。

  乔良,王湘穗的《超限战》之所以震动一时,是因为他们把美国人的概念,运用于对付美国。既然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已打破战场和非战场、军人和非军人、武器和非武器、国家和非国家的界限,打破了技术、科学理论、心理、伦理、传统、习惯的界限,中国人就没有必要再去遵循战争规则,而应把利于战争的因素,进行超地域、超台阶的组合。他们使用了一系列现代概念,如全向度、共时性、有限目标、无限手段、非均衡、最小耗费、多维协调、全程调控等,基本思想却是孙子和毛泽东。这种“不守规矩”的思想对弱者尤其重要。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不能遵循强者的规矩。被美国拖入高科技军备竞赛,苏联尚且不行,何况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非常贫乏的中国?但中国绝对不可能做美国的附庸国。抛弃僵化思维才是根本出路。没有规则、没有范围、不择手段的战争,原来是有新经济和全球化的依据的!而且是美国人首先研究出来的。既然美国善于把超国家组合作为武器加以运用,中国为什么不行?

  片面宣传按照国际惯例改造中国,是“市场教条主义”的表现,如果用这种理论主导中国人的思维,我们免不了要吃大亏。

  (杨帆)转自4月24日《产经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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