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

　　千年更替，斗转星移。

　　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新的战略需求，它呼唤战略研究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敢于开拓创新。欲把握战略发展的基本走向，离不开对新历史条件下战略本身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正确认识，离不开科学的战略观，尤其离不开更开阔的战略视野，更深远的战略眼光和更具开创力的战略思维。

　　战略研究对象的拓展是客观历史进程，而非主观随意的“泛化”

　　研究战略，就不能不研究战争，对此并不存在什么争议。问题在于，战略研究的范围可不可以拓展？

　　从历史上看，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战略的内涵一直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研究对象的逐步拓展。19世纪欧洲的军事理论家比洛和约米尼曾分别把战略限定为“在视界和火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和“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均反映了当时尽管狭窄却也实用的研究视野。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的全局的规律的东西”的著名定义，集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对战略的科学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战略性转变以来，人们的战略研究视野进一步放大，将战略研究的对象范围由单纯的战争拓展为涵盖面更大的军事斗争。

　　战略研究范围的拓展归根到底源于军事实践活动的丰富。起初，人类的军事实践活动就是战争。长期以来，“军事”一词成为以准备与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社会活动的统称。《孙子兵法》开篇所说的“国之大事”的“兵”，就既可理解为“军事”，亦可理解为“战争”。由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现代，军事与政治、经济、外交和科技等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用于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多，军事斗争的内容逐渐扩展。除以战争方式进行的军事斗争外，还出现了军事威慑、军事外交、军事冲突和危机事件处理、军备控制和裁军、边海空防斗争以及维护国内社会稳定的平暴制乱行动等以非战争方式进行的军事斗争。诚然，这些非战争方式的军事斗争，许多是从战争中蜕变出来的，它们在战时从属于战争，是战争行动的延伸或补充；但在和平时期却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内容，并在不与战争发生直接联系的情况下，继续发挥自身独特的重要功能。在许多条件下，它们可以与战争手段一样，为战略所运用，直接用以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这多少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发生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一个原因。这一客观现实，不能不引起战略研究者的注意。于是，就有了对战时战略与平时战略的分别研究，出现了把战略研究对象拓展为既研究战争，又研究非战争方式的军事斗争。纵览中外，各国战略研究领域无一不发生了类似的放大。客观存在的大趋势，随历史的发展日益明显。

　　有人以为，战略研究对象的这种拓展是一种“泛化”，“实际上淡化、弱化以至模糊了战略的核心内涵”。这恐怕是一种误解。在当今世界上，对非战争方式的重视程度之高者莫过于美国，近年来，它制定的军事战略强调种种“准战争行动”，甚至把诸如反毒品走私、人道主义救援之类的民事行动也囊括在军事战略之内，但恐怕谁也不会因此而认为它“淡化”或“弱化”了其“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战略的核心内涵。实际上，同任何一门学问一样，战略研究对象范围的边界不是“鸿沟”或“雷池”，它有一定的弹性和张力。根据形势变化和军事实践发展的客观需求拓展战略研究视野，只能是对战略内涵的充实和丰富，并不影响战略的质的规定性。任何军事斗争，无论它是战争方式的，还是非战争方式的，都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都是运用军事力量进行的较量或对抗，其差别在于手段和强度不同。以涵盖面较大的军事斗争作为战略研究的对象，自然包含了对战争、对战略的本原作用和核心地位的肯定。这种拓展，不是主观臆想的“泛化”，而是战略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不会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对战争，特别是关于准备战争和制止战争问题的系统研究。至于会不会“喧宾夺主”，则应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加以分析。在特定的环境下，为达成特定的战略目的，将某些非战争方式的军事斗争提到相对突出的位置加以研究和运用，很可能是必要的，并不会因此而“喧宾夺主”。

　　相对和平时期军事战略的基本功能并不仅仅是准备战争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状态下，但战略所研究的并不是和平，而是相对和平状态下的军事斗争。这种斗争从现实形态上看主要是以非战争方式进行的，它具有两种发展前景：一是转化为实际的战争，二是将战争制约在爆发之前。相应地，和平时期战略也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准备战争，一是遏制战争。

　　和平与战争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准备战争这一功能，是平时战略与战时战略相联结，并在某种程度上趋于一体的桥梁和纽带。在这个功能上，平时战略与战时战略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战争，只不过前者是可能的战争，后者是现实的战争；前者是预见性、前瞻性的研究，后者是实际的筹划与实施。准备战争是和平时期军事斗争一项基本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当国家的核心利益面临重大威胁，这一威胁又存在朝战争方向发展的潜在危险时，准备战争往往成为和平时期战略的基调和主轴。

　　战争准备蕴含着未来战争的萌芽，勾画着未来战争的主要轮廓。它对于由平时向战时的转变，对于一旦战争爆发后赢得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战争准备的基点，任何时候都应放在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上面。战争准备的指标，在强度上通常应比未来可能采取的战争行动提高一个量级，即准备小打时应考虑到中打，准备中打时应考虑到大打。在军事斗争和战略指导实践中，往往会发生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战争准备的充分程度永远只有相对的意义，很少有哪一场战争(特别是防御性战争)是在完全准备好了以后再打的；二是平时的准备并不一定都能用得上，很可能是“备众而用寡”，也可能备而不用。但无论何种情况，战争准备都应立足于应付复杂、困难的局面，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

　　除战争准备外，和平时期战略运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遏制战争爆发。遏制战争作为战略的一项功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应该说，把遏制战争摆到战略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决定的。所谓遏制战争，就是根据国家利益的战略需求，积极主动地运用和平时期种种军事斗争手段，与政治、外交、经济斗争相配合，推迟、制止和避免战争的发生。它包括：遏制冲突和对抗朝战争的方向转化；遏制战争力量的增长；遏制小的战争升级蔓延为大的战争。它体现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战略指导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把遏制战争作为战略的一项基本功能，赋予了传统战略以新的涵义和使命，是战略理论发展的一大飞跃。

　　准备战争和遏制战争是辨证的统一。有效地遏制战争，力争以非战争方式实现国家的政治、经济目的，自然是和平时期战略的最佳选择。但战争能不能遏制住，并不取决于良好的愿望，而取决于科学的战略筹划和高超的战略指导。在当今世界上，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实力维持的，遏制战争也只有建立在强有力的实力基础上才有可能。平时的战争准备，既可为打赢未来的战争积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又可产生遏制战争的战略效应。历史往往有这种情况：战争准备得越充分，对战争的遏制力就越大；反之，如果在和平时期忽略战略筹划和指导的作用，对战争危险失去警觉而放弃必要的准备，战争反倒会降临头上。“能战方能言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时，遏制战争也能动地作用于准备战争的进程。遏制了战争，也就争取时间，就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从长计议，把战争准备搞得更扎实，基础打得更牢靠。因此，在和平时期，应把准备战争与遏制战争统一起来，使其融为一个整体。

　　需要指出的是，准备战争对遏制战争所产生的作用，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战略谋划和运筹的结果。例如，巧妙地利用新闻准备的成果“示形”、“造势”，向潜在敌人显示自己实力和在必要时使用这一实力的坚定意志，使对方不敢轻易出手，就需要具有高超的战略指导艺术。此外，遏制战争还需要其它军事斗争手段的策应与配合，如军事外交、军备控制以至对冲突和危机事件的反应与处理……都是遏制战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需要从战略的高度给予关注。

　　新形势下战略研究必须加强针对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任何战略都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当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战略也势必随之而发生变化。今天我们面临的新世纪、新形势，使军事斗争有了新特点和新任务。从国际上看，世界各国特别是各主要国家都在围绕着争夺新世纪战略主导权而进行着战略调整，战略研究领域空前活跃。只有站到新的起点上，对新世纪的机遇与挑战作出科学判断，探讨切实可行的对策，才能使战略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对国家利益的内涵外延、优先次序和战略需求进行重新定性。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和国家已确立了以发展为主题的大思路，并制订了宏伟的发展目标。同时，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威胁。如何处理发展与统一的关系，如何在多种力量制衡互动的棋盘上谋局造势，力争主动，力避被动，谋取最大的战略利益，是战略研究的顶层课题。战略的成败得失，首先取决于对国家利益需求的深切体察和对形势发展基本走向的准确预见。对此，战略研究必须作出回答。

　　真正搞清楚未来可能打什么仗。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未来战争将是一种在核生化威慑下的信息化战争。但仅仅凭这种概略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战略研究最重要的是搞清楚未来可能遇到的具体战争形态，包括特殊的战场环境、作战样式和方法等等。战争形态不同，战争指导规律也就不一样。根据战争形态的变化，研究新的战争指导规律，特别是作战指导思想和战略性作战行动的准备与实施，是战争研究的重大使命。

　　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制胜之道。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从战略层次上研究这个特点，就要强调战争全局上的整体对抗、合力制敌。这从本质上讲，就是打人民战争的总体战思想。现在有人提出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灵不灵的问题。我们当然要坚定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念，但要紧的是把这种信念转化为能在未来高技术战场上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国家和人民支撑战争的力量大大增强了，这是一份巨大的战略财富。战略上要研究怎样把存在于国家和人民群众中的战争潜力有效地转化为战争实力，特别是直接支援作战的力量。

　　研究和筹划军事力量的建设问题。战略不仅指导军事力量的运用，而且指导军事力量的建设。军事力量的建设过程，同时也是其发挥职能和功效的过程。在新形势下，军事力量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挑战是，在信息化进程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与发达国家军队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实现军事力量现代化水平跨越式发展。军事斗争是实力之间的对抗，如果没有几手慑敌的手段，没有在重要领域里与强手进行有效抗衡的能力，是无法赢得军事斗争胜利的。战略研究要从未来军事斗争的客观需要出发，对军事力量建设进行设计与规划，特别是提出全局上的需求，并以此为牵引，促进军事力量建设水平的跃升。

　　进一步研究多种军事斗争手段和方式的综合性使用问题。和平时期的战略运用具有多样化内容，它不仅包含着战争准备，而且包含着许多非战争方式的军事斗争，甚至包含对战争手段有限制地局部运用。这些方式和手段各有其特殊的战略价值，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们都是和平时期战略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军事斗争链条上的环节。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各显其能、相得益彰，增大了战略选择空间和回旋余地。应从战略上研究这些斗争方式和手段的运用艺术，研究如何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地选择和变换着力点，适时调节斗争的强度，保持战略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