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为什么一定要敌对？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不同？因为政治的歧见？抑或是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不重新找一个或树立一个真正的敌人，就浑身不自在？事情当然异常复杂，但是如果更多地看到非意识形态的客观问题的话，可能会有不同判断。比如，美国也完全有可能将中国当作在亚洲不可替代的战略盟友，因为中国是美国在亚洲平衡利益的维护者。

　　价值观不同利益可一致

　　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使一些人感到吃惊。但事实上，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已经身不由己地自然而然地发挥了她的这种作用。只是人们过多地注重中美意识形态矛盾对立，而忽视了中国这种作用的存在和重要性，也未看到今后中国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不可替代作用的前景。

　　二十世纪给世人留下许多宝贵的非物质遗产，也留下一些尚未来得及清除的思维与意识糟粕，在国际关系中以价值观或政治制度为敌友认同标准就是一件。

　　冷战时期以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异同作为判断敌友的标准，现在仍主宰著这个世界的国际关系。苏联与东欧的剧变，使一些国际军事政治战略评论以为，对中国采取当时对付苏联的冷战手段可能会是有效的，所以主张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这种尝试。对中国的围堵在新近又特别引人关注，原因正在这里。

　　亚洲及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完全不同，中国与美国的既有关系和可见之前景也非常复杂。二十世纪末叶，围堵中国的战略所以没能一贯实施，美国所以在围堵与接触政策左右摇摆，主因不在于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及价值观这类主观问题上的对立斗争，双方对此都没有放弃﹑没有妥协，今后在这些方面的对立斗争还会继续。美国也多少明白，围堵政策对中国不能达到什么效果。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中国的客观现实预示今后这种敌对政策不仅一样无效，反而会在变化了的情况下伤害美国自己。

　　布什及其前几任总统都意识到，中美两国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巨大分歧，但是更存在双方共同的重要利益。在亚洲，中美两国并不因为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而没有共同的重大利益。

　　一般情况下，人们以为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加入WTO，于美国有很大经济利益，也许是的，但不仅如此而已。中美关系有著比直接经济利益更大得多﹑更深远得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即国家利益的相互需要。

　　客观看待以往中美关系

　　一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一直是敌对关系。在中美建交以前，两国关系可能是那样，但是中美建交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重要变化。无论怎么评价中美建交这一事实，中美两国是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建立外交关系的。由无正式外交关系到建立外交关系的转变，由完全敌对到非盟邦的非敌非友的关系，在这里存在著一个重要变化﹕双方放弃了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即政治敌对压倒一切的战略，这是此前中美关系的主线。

　　一种观点认为，因为要对付苏联，美国才与中国建交的。这也许无可否认。但是重要的是，这事本身表明，当国家的最高安全等利益需要时，国际关系就不以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为敌友判断的标准。或者说，中美建交并非纯粹的冷战状态下的战略权宜之计。

　　由于坚持一贯的国际关系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的绝对判断标准，持中美建交战略权宜之计看法者，在冷战结束﹑俄罗斯地位剧降之后，就想当然地将中国当作美国的敌人，认为中国是“未攻克的共产主义最后一个堡垒”﹑“美国的头号敌人”。这种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标准作判断的想法与观点，忽视了亚洲的已经完全不同于冷战时代的现实，忽视了中美两国的最大的也是真正利益。

　　亚洲走向全球化新局势

　　冷战结束以后，亚洲的变化很大。评价中美关系的前景，必须对亚洲的变化动因与现实有客观的判断。

　　新世纪的亚洲局势，主要表现为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的加快改革发展的趋势。科学技术发展，跨国跨地区的资金流动，自然资源的利用，数字化通讯传播，全球化的浪潮，早已打破了冷战时代亚洲地区的政治战略版图与内部关系模式。而这种变化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的。

　　所有可见得的亚洲地区内部关系的变化，都是因为放弃冷战时代的政治制度及价值观为压倒一切的政治军事敌对之后，在国家之间求同存异﹑和睦相处，追求大家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而营造出来的。在这里，中国和美国起到了主导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尚难知晓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会在亚洲产生什么连带的影响。二十世纪末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发展，已经给亚洲带来极深远的影响。这也许是中国自己没有料到，美国未想到，亚洲国家也想不到的事。现在它却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的政治经济的非“休克疗法”与非剧烈“战略置换”的﹑渐进式的平稳改革，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亚洲进步的最重要内容，同时她又以自然必然的连带作用对亚洲的其他国家产生良好的影响，给亚洲带来和平安定发展的良好环境。

　　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也像某些国际反华势力所顽固坚持的那种以意识形态和固有价值观压倒一切，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重心，那么，中国国内与亚洲地区就绝不会是现在这种况景。中国罕见的和平主义，不记仇也无报复心理，总是以礼义仁慈谦让处世行事，更不愿侵害别人利益而主动进攻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本性，往往会使人们忽视她的能量与功绩，往往会使人以为她可欺可侮。有政治观察家说，如果中国果真是某些反华人士认为的那种“美国的头号敌人”，那么，中国就不会在这二十年来不遗余力地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而是会坚持以往的道路，还可能将军费提高到现在水平的几倍甚至更高。要搞政治和价值观输出就必须依赖军事为后盾的强权。但是中国没有这样，她的军费只是日本的几分之一，是美国的一个零头。

　　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都对军备竞赛及军事冷战深恶痛绝。中国在竭力避免使亚洲陷入普遍的军备竞赛，这不是因为中国害怕，中国从来不害怕逼上梁山的敌对，但是中国知道，军备竞赛将有可能彻底毁灭她自己和亚洲的和平发展前途。无论人们是否承认中国是亚洲大国，反正中国以自己的道德良心对亚洲的前途作出了负责任的选择。

　　美国在亚洲利益的同盟

　　冷战结束之后，以冷战思维及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敌对为判断标准的舆论说，中国的发展意味著不久的将来就会彻底打破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必将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大国地位。

　　最近一段时间，类似中国的崛起与中美对抗的似是而非的言论实在太多，有些还非常吓人。这些言论的危害之一是，企图将亚洲可能发生的不安定，归咎于中国，归罪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军事进步，似乎是中国不发展不进步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这显然是一种强盗逻辑。

　　那些仇视中国的“战略观察评论家”们，一心指望美国接受他们的“为了美国的利益和共同价值观”而提出的这类耸人听闻的“前瞻高见”，指望美国上钩，将中国当作敌人，这样他们就自然成了美国的好朋友，从而可以获得他们自己的预期或梦想的利益。四月一日中美撞机事件发生之后，一些亚洲地区国家的暧昧态度或幸灾乐祸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这点。

　　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对立问题去看待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中国会作出怎样的评价？现在美国在韩国﹑日本等国的驻军与军事设施，当然可以认为是针对中国的。但是，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中国在某个时候变成了美国主张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不一定会从亚洲撤回所有驻军，放弃它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是二战以来美军占领日本的直接结果，是日本侵略亚洲﹑向美国直接宣战﹑炸了美国珍珠港的结果。日本在此之前是美国的盟友，在二战后期，美国事实上与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两派都成了至少是暂时的战略盟友，共同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美国二战结束前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不是无缘无故的。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本来可以在亚洲发挥更好的作用，但是因为不承认自己对东亚的侵略殖民罪恶历史，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日本似乎将成为在东亚最孤立的不受信任的国家，她能继续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但不可能在亚洲政治进程中给美国有任何正面助益。

　　中国当然反对美国在亚洲针对她的军事存在。但是，就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中国没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而倾力对抗。只要美国不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与存亡，她不愿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更不会去充好汉试图将美国驻军赶出亚洲。

　　从亚洲的政治军事平衡需要来看，如果美国不藉其军事存在而干涉别国内政的话，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野心，是很有效的制约。本来二战结束后，美国是因为想要控制日本而不撤走驻军的。这些年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趋向，已经引起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严重关注。相较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说来，东亚国家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要能容忍得多。

　　既成事实是，美国在东亚的现有军事存在，这种军事存在对东亚地区政治军事的相对稳定作用，若对中国客观上没有迫切的安全危机，那中国就仍可得到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的时机。或者说中国正在努力适应这种环境而改革发展。所以，中国不会贸然对美国在亚洲军事存在的现状作出实际的挑战，因为这将会改变东亚安定环境与国内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趋势。

　　但是，如果美国真的欲实施对中国的强硬围堵战略，以新的政治军事行动加强对中国的包围趋势，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则可以肯定，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给予反击，会不惜牺牲与美国对抗以确保自己国家的安全生存和发展。中国在国家安全与领土主权完整统一的问题上，任何时候都绝对不可能有半点妥协的空间。

　　中美建交﹑美军撤出台湾的事实，则更直接证明中美两国可以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不同的情况下，共同致力于两国的最高国家利益。

　　仅仅从美国要不惜一切地反共反华的角度上说，就如一九八零年以前那样，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这种存在对中国大陆的威胁是太大了。但是美国放弃了这种存在，这不是因为美国决策者看到了更大的需要。必须肯定的是，正是中美建交，美军撤出台湾，中美两国才共同致力于推动东亚的新纪元。尽管中美之间的这以前的所有合作，似乎都是非常被动的，但是事实结果就是如此。

　　过去二十年，中美并未将意识形态及价值观标准作为两国关系中压倒一切的要务，而是更多地服从于各自国家和亚洲的共同利益，即服从于客观，才给亚洲，特别是东亚带来和平发展的新环境﹑新机会。从这点说来，中美两国的利益已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而且从现有趋势看这种关系还会继续发展深化。美国的选择是更主动地推动这种已经给两国和亚洲带来好处的趋势，或者打断它，无论怎样选择，前景现在均可预见。(添凤生)

　　《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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