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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渡河专家王景全自述

http://www.jczs.com.cn 2001年4月8日 23:12 人民网

  贾昭全 马晓春

  人物小传:王景全,男,1937年11月生于江西南昌,总参理工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军著名渡河工程专家。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从事渡河工程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先后完成了26项重大科研课题,其中21项成果分获国家、军队科技进步奖等奖励,创造了多项国际国内渡河工程奇迹,为我军克服江河湖海障碍,特别是提高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受到江主席的亲切接见。

  我对祖国的每一条江河都充满着深深的眷恋。不为她的美景,只为她不再成为军队机动的障碍。

  从事渡河工程教学、科研四十多年来,我走遍了祖国的主要江河。回忆脚踏江河、头枕波涛的岁月,是那样刻骨铭心,让人无法忘却--

  把人生"锚定"在祖国江河上

  1961年7月,我结束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渡河工程专业6年的学习生活,来到工程兵工程学院任教。

  那个时候,军校很少有假期,成为教员后好不容易有了20天的探亲假。我年幼丧母,作为离家多年的游子,内心是多么渴望回到老父身边,弥补自己未尽的孝心。但最终我没有回到那个让我夜思日盼的家,而是来到了令我魂牵梦绕的黄河边。因为我心中更牵挂着一项影响我军南北战略机动的重大难题。

  那是1958年,黄河泛滥,冲毁了连接南北交通的大桥,京广铁路大动脉一度中断。我军舟桥部队摆兵布阵,几次试图抢架浮桥,都因无法进行有效锚定而未能成功。从那时起,征服黄河天险,解决大流速条件下架设舟桥的安全锚定问题就一直挂在我心上。我阅读兵要地志、进行理论研究,但总觉得更应当去黄河实地考察,求得真知。

  我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理解和支持。在一个静静的黎明,我背着行李,带上干粮,踏上了实地考察黄河的历程。黄河岸边的泥泞小路和铺天盖地的风沙常常令我举步艰难。但这一切都阻止不了我征服黄河的决心。风餐露宿,栉风沐雨,从第一次考察黄河算起,我先后对黄河进行了10多次的全面考察,足迹几乎遍布黄河中下游的每一个险要地段。

  那时黄河边有许多船家、铁匠铺。在走访时我发现,船民使用的锚很特别,锚爪与锚杆之间大都成某一固定角度。据船民介绍,他们的锚下水后很容易抓住河底,从而锚定船只。开船时,也很容易取出。这对我很有启发,我便下到水底对黄河的河床进行深入细致的探查。结果发现,河床虽然堆积着泥沙,但在大流速条件下,表面会形成一层坚实的硬壳,制式的锚投下后,很难刺破表层,抓住河底,而一旦刺破表层抓住河底又很难取出,造成失锚、陷锚。而这正是黄河架桥难的症结。对此,我和战友们研究出了一种的"犁锚",在黄河上进行了系统的试验,总结探索了相应的投起锚方法,终于解决了浮桥架设的安全锚定问题。运用这一锚定技术,我军舟桥部队首次在黄河急流条件下成功地架起了浮桥,为我军在复杂条件下克服黄河天险,实施南北战略机动提供了保障。后来,这项成果获得了工程兵第一届科学大会最高成果奖--优秀成果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军事斗争准备需要,我陆续对长江、闽江、韩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江河的渡河保障进行了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我的《冰层承载力试验研究报告》,为解决冬季结冰情况下渡河及破冰架桥技术难题提供了依据。

  80年代初,我奉命指导某部在高水位长江最复杂水域上进行架桥演练。当时预演的要求很高,在宽度近两千米,水深数十米的水域里,要求必须在数小时内架起浮桥,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数个摩步师的兵力及数百辆火炮、坦克。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分解拆收、快速移动……

  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进行渡河保障,难度很大,在我军舟桥部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我与演练官兵一道,在长江上整整奋战了6个月,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经历了龙卷风的多次袭击,我们运用多年研究长江的成果,实现了五次封航长江成功架桥。站在江边,我看到,一座雄伟的浮桥就象一道美丽的彩虹嵌在了奔腾不息的长江上。作为一名军人,此时此刻我思绪万千:天堑终于变成了通途!想到我军未来遂行任务时再也不会因为长江而成为障碍,我的心情是那样的激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这次在高水位长江最复杂水域首次架桥成功,创下了世界渡河史上时间最短、跨度最长、难度最大、条件最为复杂的4项世界之最。

  从内陆江河走向浩瀚的海洋

  随着军事斗争准备的日趋紧迫,为适应未来战场的需要,在征服内陆江河障碍后,我又把目光转向了浩瀚的海洋,开始了军地一体化海上工程保障技术的研究。

  过去,我军历次海上军事行动,普遍存在舰船只能依赖现存港口、固定码头和良好岸滩进行快速补给等问题。而西方发达国家以发展海上岸滩保障技术,研究高性能的水上浮箱,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为缩短我军高技术条件下应急保障和综合保障器材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根据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指导思想,我参与发起并承担了新一代海上交通战备器材"多用途浮箱"的研制。

  研制过程中,我们遇到许多棘手难题,如箱体的立体拼装性能,如何适应多种功能的要求。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和战友们凭着一股"闯"劲,先后与军内外数十名专家联合攻关,从总体设计到无数次实验,一路过关夺隘,历时9年,终于在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研制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新一代交通战备保障器材,大大提高了军事交通应急保障能力。

  1992年5月,运用这一成果,我军成功地在某港湾上演了一幅壮观的演兵图:伴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的腾空而起,一队队身穿桔红色救生衣的舟桥兵,操纵着一个个大型浮箱左连右拉,一座浮动港顿时跃然眼前。紧接着,坦克、火炮隆隆驶出登陆舰,穿过桥头冲向岸滩。

  演习的成功,不仅填补了我军海上工程保障的空白,而且实现了工程兵从内陆江河走向海洋的跨越。

  这项成果后来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项国家发明专利。运用这一成果,我国又在浙江大榭岛架起世界最长的金属箱体跨海浮桥,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建设和发展。

  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后,我意识到,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解决海上运输保障问题至关重要。对我军来说,海上运力不足问题十分突出。经过两年多的潜心研究后,我大胆地提出了利用民船实施海上运输的设想。在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我向上级有关部门递交了长达10余万字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全国全军的有关技术专家,在用了整整四天的时间在对这一报告进行充分的审查讨论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想,创造性地贯彻了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思想,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海上试验的路漫长而又艰辛,时时充满着各种凶险,使我面临着来自大海的挑战和考验。1997年5月16日,我们出海对船载重进行耐波性试验。当试验船行至某水道时,突然海风呼啸,一片乌云迎面笼罩而来,能见度一下子降到了几十米,海浪向船头一次次扑来,试验船就像一片树叶,被浪头抛上抛下,几次与旁边的石礁擦身而过……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科学试验,我们始终都在经受着生与死的严重考验。我和战友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与死神搏斗着。

  由于我所主持研究的这一重大课题,是一个高难度、高风险的庞大系统工程,需要运用船舶、海洋、道路、海岸、火炮、通讯工程等多学科领域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为此,我先后协调军内外25个院校、科研单位的百余名著名专家合作;组织了几十名博士生、硕士生和近200名本科生参加工作。近千名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等部队官兵参加试验。我还带领课题组对我国民船进行分类统计和研究,组织了海上试验1200多次,总航程近2万海里。

  又是6年艰辛努力,这项研究终于取得成功,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我军多次海上实兵演习证明,这一成果有效地解决了我军海上运输保障的技术难题。如今,这项研究已在部队作战训练、战法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四十多年来,从江河走向海洋,我们完成的科研成果,产生了良好的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两项全军重大科技成果奖获得者,2000年我受到了江主席的亲切接见。

  砥砺花甲人生我心依旧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所从事的渡河专业在地方很吃香。经常有单位找上门来,许以重金,请我帮助解决一些工程技术问题,我因为国防科研任务繁重,无法分心,都一一回绝了。

  1993年3月,我收到四川一家建筑公司的邀请,他们说正在承建一座大型桥梁,现在遇到了一些技术难题,急需聘请一名桥梁专家亲临现场指导解决。慕名邀请我去担任他们的技术顾问,时间3个月,报酬4万元,其它条件也都从优。我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高薪聘请。1995年3月29日晚上,在广州工作的大女儿给我打来电话。她说:"爸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在广州给您找了一份工程监理工作,月薪9000元,奖金另算。你现在身体不好,又快到了退休年纪了,这项工作劳动量小,对你非常适合,又在我身边。"当时海上工程保障课题已经进入了预研阶段,我没有考虑就回绝了女儿的好意,一门心思扎在科研中。

  有人说我傻,劝我:"土都埋了大半截子了,还在玩命,图啥?"听着这些好心人的奉告,我又想起了在"哈军工"的难忘岁月。那时候,国内生活非常困难,甚至许多人都吃不上饭,为了让我们吃上一点肉,聂帅亲自指示内蒙部队,给我们打黄羊。陈赓院长亲自安排我们学员的生活。老帅和老院长这样做,为了什么?这不仅反映了党和人民对知识分子的关心,而且也证明了我们军队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和渴望。

  人民哺育了我们,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懈奋斗。

  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和从事高风险的研究试验工作,我的心脏出了毛病,有时感到胸部就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气也喘不过来,浑身软弱无力。看到这种情况下仍在加班加点工作,爱人忍不住心疼地在背后抹眼泪。

  记得10年前的冬天,正值"多用途浮箱"研制的关键时刻,我得了重症肝炎,住院治疗两个月。医生再三告诫我:"你的工作生涯应该到此结束了,如果再拚命工作,生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可我出院后立即开始了工作。 1997年10月,我从实验海域返回学院途中,因心脏病发作,被直接送进了医院,又是住院治疗两个月。我人躺在医院里,心却牵挂着海上试验,每天一边治疗一边工作。住院期间,我写下了3万多字的计划和方案。病情稍有好转,我便要求出院,连家都没顾得上回,就直接去了火车站,前往上海征求有关专家对方案的意见,为海上试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有人说我傻,干起工作来如拼命三郎,可评功评奖时却推三让四。听到这些,我坦然一笑,对他们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图名利,只图为报国强军做点事。再说这些成果都是集体奋斗的结果,不应该把功劳都记在我一个人身上。"

  老骥伏枥为打赢,报国强军做实事。我已经60多岁了,能够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十分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将不辱使命,抓紧目前正在进行的五项重大课题研究,为科技强军特别是提高我军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能力、为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努力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漫漫四十六载从戎路,悠悠四十余年执鞭情。砥砺花甲人生,数不清多少坎坷曲折。情系祖国江河湖海,我心依旧。(人民网北京4月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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