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物学有关的东西像是一柄双刃剑，它既给人以希望，又使人感到恐惧。一方面，我们有希望预防、甚至治愈那些到目前为止无力治愈的疾病，有希望改进获取生活资源的方法；另一方面，面对难以控制的生物学风险和诸如艾滋病或变相“疯牛病”之类的疾病的出现，又感到恐惧和不安。目前，生物学领域里已经出现某些国家大力发展战争手段的危险。

　　▲生物武器由来已久

　　据最近一期法国《今日军队》月刊报道，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习惯法禁止将生物制剂用于军事目的，因为生物制剂被认为是与毒药相似的物质。1763年，美国军队曾向同它作战的宾夕法尼亚州居民分发感染了天花病毒的棉被。那些军队虽然是将生物学手段用于军事目的的始作蛹者，但现代生物武器事实上却是始于巴斯德时期，即始于微生物培养时期。在欧洲，首先尝试将病菌用于军事的是德国：1916年，德国人曾使盟军的战马饲料感染炭疽杆菌。

　　应当把生物“制剂”同生物“武器”区分开来。生物武器是生物制剂、载体和分散手段的综合利用。虽然居心不良的小团体很容易弄到少量的危险病原体(生物制剂)，但要发展高性能的生物武器却是很困难的。生物武器对部队的威胁是潜伏性的，因为病毒或细菌难以发现。其潜伏期一股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另外，生物武器也不仅仅是针对人，它还可以针对植物或牲畜，以损害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并间接地损害一个国家的民众。生物武器是一种破坏稳定的武器，它能使民众陷入恐慌，从而打乱国家的正常运转。

　　▲三个案例：威胁的确存在

　　冲突中的军队可能使用生物武器，恐怖主义组织或极端组织也可能使用生物武器。因此，生物武器的使用方式可以现打击目标、生物制剂和载体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下面是为战争目的而制造(甚至使用)生物制剂的3个具体例子。

　　法国《今日军队》月刊披露，俄罗斯已在1992年承认没有遵守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叶利钦在那一年承认，一个军事设施在1979年发生的泄漏事故导致了炭疽流行病，在乌拉尔地区的一座城市附近造成了数十人死亡。俄罗斯军医肯.阿利别克上校也曾透露苏联大力发展生物武器的秘密计划。据他说，苏联领导人打算在爆发全面战争时像使用核武器一样对西方的大城市使用携带生物病原体的导弹。

　　伊拉克在1990年除了建成庞大的化学武器库以外，还生产了数十吨致病生物制剂，如黑粉菌和肉毒杆菌毒素。这些生物制剂已被装入炸弹、“飞毛腿”导弹的弹头内，部署在好几个基地，随时准备使用。

　　日本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可能已在1990年制造和散布了炭疽病原体和肉毒杆菌毒素、1995年3月，这个邪教组织在东京的地铁里使用沙林气，造成12人死亡，数千人住院、最近几年来，世界上发生过多起利用生物病原体从事恐怖活动的案件。

　　这些具体例子突出地表明，生物学带来的威胁的确存在、虽然不大可能出现最糟的情况，但人类积极探索更好地预防这种威胁的方法还是必要的。

　　▲当务之急：防患于未然

　　《今日军队》月刊认为；在有法国军队驻扎的地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生物武器，哪怕只是拥有少量的生物武器，法国派驻那里的部队的安全和效率就会受到影响、法国政府应当努力说服这个国家放弃使用生物武器。首先必须采取措施，以确保部队和东道国民众的安全。这些措施应当包括：配备医疗力量，拥有探测生物武器和防止受到生物武器伤害的手段、现在法国军队已经有一些个人的(个人穿防护衣，携带药品)和集体的(过滤保护住处，流动医院)防护手段，但尚需使这些手段具有足够的数量并能够迅速派上用场。在遭遇生物武器时，使用防护手段的迅速性是十分重要的。有效的手段应当既能够迅速发出警报，又能迅速检验出对方所使用的生物病原体的性质、但法军目前的防护系统在这两方面还存在弱点。法国的军队、军备总署和军医部门应当致力于现有手段的改进。

　　前苏联曾大力发展生物武器，伊拉克拥有生物武器库，这充分表明了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有限性。该公约虽然已于1975年开始生效，但却缺乏有效的国际核查机制。

　　现在，人们正在日内瓦起草生物武器核查议定书，估计该议定书将会在2O01年内问世。的确，靠国际核查人员采进行生物武器核查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有效，而且也会触及一些机密，特别是医药工业方面的机密。但是，由于能对与生物学有关的物资和器材的出口进行检查和控制，所以这种核查仍是加强安全保障(通过增加透明度)和国际信任的好办法。不过，研发有效的生物防护手段仍很有必要。(谭发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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