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国内媒体都在爆炒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解密档案。从其档案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CIA高估了前苏联的核战略能力；第二，CIA没有清楚地预测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前苏联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尽管美国的间谍和反间谍机构都对前苏联特别关注，但它们并没有预测到前苏联的解体以及类似的国际重大事件。这样的结果未免很令CIA尴尬。

　　传统上，情报机构活动主要集中于目标国的能力和意图方面。很多国家的情报机构都把绝大多数精力放在目标国的能力上，特别是了解目标国的“军事能力”和“决策者意图”。为此，他们常常进行电话窃听、心理分析、豢养“鼹鼠”。

　　乍一看，这些都是情报机构十分合乎逻辑的做法，于是，特工们对情报细节就特别着迷，然而，也许正是“当局者迷”，他们往往意识不到全球性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决策者的控制力。前苏联的解体是最好的例证。

　　首先，要预测前苏联的解体，在设备等硬件方面分析前苏联的军事能力其实并不难，但要把握前苏联无形的道德能力和指挥能力则很不容易，因此，对前苏联解体的经济、社会混乱、民族主义等方面的情报既不容易界定，也不容易搜集。遗憾的是，几十年来，CIA一直在沿袭老做法——搞情报细节！

　　其次，美国老情报专家乔治-弗里德曼认为，CIA对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了解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其实，戈氏是在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掌握权力的，他想做的及其所做的结果完全是两码事儿。他想进行改革来挽救苏联，结果是适得其反。

　　CIA的致命错误就在于盲目迷信戈氏的意图，而无视戈氏不能控制的外在力量。尽管CIA擅长监听最敏感的电话，能在巴黎的宾馆里安装窃听器以透彻了解戈氏的高级助手，但在前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与戈氏的意图之间没有关系。他们可以搜集一堆有关戈氏等方面的情报和细节，但CIA不可能勾画出前苏联的“宏观图景”。

　　如果CIA清楚地了解到决策者在秘密地说些什么、想些什么，那么，这个世界的变化就不会出乎美国的预料。然而，基于同样的原因，CIA没有预测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没有预测到叶利钦的经济改革不成功；也没有预测到巴拉克与阿拉法特在戴维营的和谈并没有结果，更没有预测到中东爆发大规模的冲突，而且冲突逐步升级。亚洲没有人希望爆发金融危机，叶利钦当然希望改革成功，巴以早就盼望和平。然而，事件的发生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与这些政治领导人的意图并没有关系。因此，这时的决策者似乎就成了局外人。

　　事实上，亚洲爆发危机前，其金融体系濒临崩溃、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得到回报、克林顿想让巴以和谈的问题本身就有“爆炸性”。所有这些都是显见的事实，几乎谁都知道，而无须CIA去窃听。陈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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