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愿望。但是在我们做尽一切可能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做好对最坏情况下准备。一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或以经济封锁相威胁，我们的经济还存在什么问题呢？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在由美国等大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越来越取决于外部因素。也正因为看出了这点，美国及其盟友已经不再视战争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唯一手段；使用或威胁使用经济制裁已经成为战争之外的又一重要手段。使用或威胁使用经济制裁，使敌手或潜在敌手的发展因可能失去或失去外部条件而变得不可能时，敌手或潜在敌手自然就会俯首称臣；或者即便暂时忍受了制裁，时间长了，敌手国或潜在敌手国政府也将会因为发展经济无望而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维护国家安全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当民族国家仍是本民族族人利益的基本载体时，也就是说，安全仍然象发展一样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如何避免经济制裁而导致发展受阻，反过来被迫放弃安全目标，就成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发展过程中应该思考的一个紧迫课题。

　　从经济上分析，经济制裁的效果最后取决于以下因素：

　　(1)一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特别是被制裁国对制裁国(或参与制裁的国家的全体)的贸易依存度。一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简单地说，就是这个国家进出口总值在该国GDP中所占的比重，它可以衡量该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并进一步可表明该国发展对于进出口的依赖程度。显然，如果一个国家贸易依存度越大，尤其是对制裁国的贸易依存度大，一旦受到经济制裁时，给被制裁国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就可能越大，反之则反之。

　　(2)进出口可替代程度。首先是进口替代。当制裁国停止向被制裁国出口产品时，如果受制裁国能够自己组织生产该产品，或者很容易地转向从第三国进口该产品，则制裁的效果将十分有限，反之则反之。其次是出口替代，当制裁国停止向被制裁国进口产品时，被制裁国可以转而将该产品出口到第三国，那么，制裁的效果将十分有限，反之则反之。

　　(3)禁止进出口商品的弹性。如果禁止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越小，意味着受制裁国的生产与经济增长对这些产品的依赖性越强，制裁所造成的损失越大。反之则反之。

　　(4)经济制裁的时间。从短期看，经济制裁给被制裁国造成较大的损失，随着制裁时间的延长，受制裁国组织商品进出口替代能力会相应提高，商品的弹性会提高，因此在制裁实施一段时间后，由制裁导致的被制裁国的边际损失会减少，但总体的损失量还在增大。此外，如果受制裁国经济结构调整能力弱，长期的制裁可能会造成其经济崩溃。

　　以上分析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证据支持。以美国及其盟友对前苏联、古巴，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为例。美国及其盟友对前苏联的制裁在七十年代以前基本没有任何效果，就在于苏联当时作为一个大国，其发展基本建立在内生性因素上；而其对外贸易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所以，美国后来除战略物资外，基本放弃了对苏联的经济制裁。苏联的国家安全也由此很稳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过分依赖于由美国与欧盟的外援以及其操纵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以，俄罗斯的安全目标处处受到威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约对南联盟的动武。南联盟本来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俄罗斯也想保住这个势力范围，以使自己的国家安全相对于北约有一个缓冲地带，但当俄罗斯试图为保住这个势力范围做点什么的时候，甚至在南联盟议会通过决议，想加入独联体与俄白联盟的时候，由于害怕因此缺少了外部发展条件，俄罗斯只能忍声吞气。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时间已有三十多年。一方面，古巴经济仍保持了增长，但另一方面，古巴经济越来越面临结构性危机。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对古巴实施裁制裁时，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尚未成气候，古巴经济发展的进出口依存度很低；在长期面对制裁中，古巴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独立产业发展体系，同时，在进出口方面，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起部分替代作用，所以，经济制裁取不了很大作用。但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条件都起了变化，所以，古巴经济发展越来越困难。也因此，美国不仅不放松其制裁，反而变本加厉，以促其变。伊拉克的情况是，海湾战争前，其进出口总值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率为44%，伊拉克的各个经济部门都要依靠进口组织生产，尤其是其石油开采与加工设备几乎全部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从1991年开始，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2／3。伊拉克的人均收入直线下降，从1980年的5500美元降到1988年(同德黑兰的战争结束时)的4000美元，到1995年则降到不足300美元。由于经济发展崩溃，伊拉克国内局势也很不稳定，美国新任总统布什说，很有信心将制裁延续到萨达姆因为国内的反对派而不是因为美国的战争而垮台的那一天。

　　在我国目前的安全目标中，阻止台湾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重中之中。然而，由于美国一直将台湾作为手中的一张十分重要的战略牌，所以，总是千方百计阻挠我实现我们的安全目标。最近，美国国防部秘密报告已公然将不惜用武力阻止我实现这一安全目标列入其中。

　　但美国一直还有其另一手。即配合防务策略，它还在经济上实际上在实施一场隐蔽战。杨斌先生在其《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国财经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有很好的揭露。美国在经济上的隐蔽战措施说到底就是：促使中国经济无原则彻底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取决于外部因素而非内部市场；同时，使中国放弃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做美国及其盟国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这样，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会越来越高，进出口替代性越来越低。所以，从安全目标上看，美国显然是想通过这场经济隐蔽战争，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依附型道路，最终使得中国打不起这场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因此，在台海局势紧张时，互联网上传美国军界与政界要人威胁中国除非不想发展，否则就不要开战，绝不是空穴来风。

　　2000年我对外贸易总额超过4000多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近40%。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对于进出口的依存度也已经很高。其中，美国是我第二大贸易伙伴，199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549.4亿美元，占我对外贸易总量的17.2%，其中，我对美出口为379.8亿美元，进口169.6亿美元；从资金角度看，截止1998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26581个，协议金额462.8亿美元，实际投入214.1亿美元；从技术角度看，美国是我最大的技术贸易伙伴，我们从美国进口最多的也是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1998年为94.18亿美元，占自美国进口总量的55%)。无论是贸易、资金还是技术上看，我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都较大，很多甚至是难以替代的。在美国的盟友中，日本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1998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57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9%，其中，中国对日出口为296.6亿美元，进口282.4亿美元。同时，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对我也极为重要。截止1998年底，日本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17602个，协议金额325.43亿美元，实际投入219.12亿美元。欧盟目前是我第三大贸易伙伴。1998年，中欧双边贸易额为488.6亿美元，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5. 1%，其中，中国对欧出口为281.5亿美元，进口207.2亿美元；另外欧盟在华也有大量的投资，截止1998年底，欧盟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9330个，协议金额363.5亿美元，实际投入174.1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公然宣布独立，我被迫使用武力维护统一，美日欧联合对我进行经济制裁，全面停止我进出口，抽回投资，而我们在此前又没有及时采取对策，那么，总体估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将因美日欧经济制裁在第一年直接下降约5个百分点以上。而且这还是在中国未来五年对美国及其盟友经济依存度不再上升的情况下的估计。这对于一个将欲求发展作为中心课题的国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难怪，美国人威胁说，台海之战，将是中国人打不起的一场战争！

　　我们的目标是和平统一，所以，我们也不想战争。但如果对手认为我们是因为打不起战争而放弃战争，那么，台独势力会更加有恃无恐，和平统一也会成为泡影。所以，为了和平统一而非战争统一，我们恰恰要使这场战争打得起。

　　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外开放的方针。恰恰相反，为了发展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但必须协调好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目标之间的关系。为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1)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必须适中。这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发展上有自身足够的回旋余地；同时，中国在安全是走的是独立防卫型国防道路，所以，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不宜过大，以20%左右为宜(目前已近40%)。左大培博士曾对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大国进行过比较研究，这些大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都在20%左右或以下；这样做，一方面使经济增长的基础建立在内需拉动上，经济增长更扎实，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提高为实现安全目标时的抵抗被制裁的能力。

　　(2)进出口对象多元化。要充分挖掘与第三世界国家、周边国家以及独联体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等国的进出口潜力，提高进出口替代能力，避免进出口过分依赖于美国及其盟友。这样做，不仅仅有利于防务上的安全，而且有利于分散经济本身的风险。

　　(3)任何情况下不放弃发展本国的战略产业，尤其是可以提升整个国家工业基础而又与防务相关的战略产业。美国等强国一直是这么做的，中国也应该这样做。这方面，高粱与赵英等经济学者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值得在决策时借鉴。

　　(4)和平时期建立有效安全的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利用和平时期贸易条件，采购战略物资，建立战略物资储备。有效的战略储备不仅可以为军事行动提供物资上的保障，同时也是稳定供求关系、平抑物价、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国民经济安全的有效手段。这其中，能源尤其是石油储备尤其不可忽视。

　　(5)防止金融市场过热，健全经济危机预警和应急体系。在金融领域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节能力。不论是金融业的正常运行，还是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在外部势力对我金融体系进行攻击时采取有效的应对，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因此要强化金融全方位的风险管理意识，建立起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立金融安全指标体系，情况一旦有变，尽可能将危机减少到最小程度。(皖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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