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谦

　　世纪之交，在国际战略形势的格局性转变和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战略学基础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当前，对人们较为关注或较具普遍意义的战略基本理论问题，有必要提出来进行再认识。

　　战略研究的对象不能泛化

　　毛泽东同志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这是从哲学高度对战略研究的本质特征所做的经典概括。近几年来，学术界部分同志认为，这一论断是在战争年代作出的，它不能涵盖和平时期的战略研究内容。他们强调战略学“不只是战争的战略学”，“仅仅研究和揭示战争指导规律是不够的”，还应该研究一系列“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的指导规律。他们提出应将战略研究的对象由“战争全局”改换为“军事斗争全局”，并由此主张将战略区分为“战争时期的战略”与“和平时期的战略”两大组成部分。上述主张的初衷，也许在于引起人们对相对和平时期战略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更多的关注，但其理论缺陷随着研究的深入日益显露。

　　(一)战略从来就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战争，本义上的战略就没有意义。在战争中历来就存在非战争行动的配合问题，但它只是作为战争的延伸和补充而成为战略研究对象的。把非战争行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或者把非战争行动从战争领域分离出来，与战争平起平坐，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嫌。

　　(二)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实在的、生动的、具体的，而军事则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区别的社会领域，它是抽象的概念，二者不能简单替代。在“军事斗争全局”的概念里，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所特有的对抗性、暴力性、谋略性不知不觉地被间接化了，表面上看扩大了战略研究的范畴，实际上淡化、弱化以至模糊了战略的核心内涵。如果战略可以以“军事斗争全局”为对象，那么与战略相联系的战役战斗是否也可以以“军事斗争局部”为对象呢？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反映“军事斗争局部”规律的战役战术又是什么呢？

　　(三)战略学不等于和平学。和平是战略运筹所达成的阶段性结果，不是战略运筹的过程和内容本身。和平学可以把各种和平手段、和平途径、和平方式、和平形态作为研究对象，而战略研究的主体只能是制约战争、准备战争与实施战争。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两次战争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战略都是围绕战争而展开的。如果说战争时期战略的重点在战争的实施，那么相对和平时期战略的重点则在于战争的准备，包括战争力量的建设，军事威慑、军事外交以及各种非战争手段的综合运用，不存在战略指导的“盲区”和“空白”。

　　(四)制约战争是战略的重要功能，但不是惟一功能。战略筹划的任务是制约战争、准备战争和打赢战争，但基本着眼点则是打赢战争。没有打赢战争的切实准备与足够能力，不可能制约战争。脱离战争准备与实施去谈制约战争，或者离开战争准备与实施，片面地、抽象地强调开展“泛军事斗争”，难以实现制约战争的目的。

　　(五)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就战略指导的实践而言，现代战争根源依然存在，战争危险远未消除。虽然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但我们还面临着霸权主义威胁，肩负着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保卫国家利益的艰巨而神圣的使命，现在还不是真正的“盛世享太平”的“和平世纪”，坚持以“战争全局”为战略研究的对象，有助于保持清醒头脑，明确地按实战要求和战斗力标准把反侵略、反分裂、反干涉的各项战争准备落到实处。

　　现代战争本质没有出现“非暴力化”倾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战的出现，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谈论所谓战争“软化”、“慈化”、“非暴力化”问题，有人甚至提出了所谓战争“非军事化”的趋势。这类观点认为由于信息战的出现使现代战争具有了“非暴力性的本质特征”，“战略信息战就是战争的非暴力表现形式”，“用传统的战争理论去分析现代战争，特别是战略信息战这种新出现的战争形式是很不够的”。他们主张应该将“现代战争的本质界定为敌对双方为了一定的利益而进行的暴力或非暴力的战略对抗活动。”

　　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信息战出现后，战争是否不再必然表现为暴力对抗？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暴力本质的论断是否过时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毛泽东语)，是有组织的暴力对抗。人类社会经历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热兵器时代的战争，机械化时代的战争，目前正向信息化时代的战争过渡。无论战争手段和战争形态怎么发展，战争始终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从未改变它的暴力本质。热兵器没有改变冷兵器战争的本质，机械化战争没有改变火力战争的本质，同样，信息化战争的出现只不过是改变了战争进行的方式，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战争的暴力本质。

　　(二)现代信息技术已大量用于战争，但并非所有信息破坏都是战争。只有当这种信息破坏服从并属于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之间有组织的暴力对抗时，才是战争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网站，每年要受到25万次黑客攻击。近几年来世界各国也不断发现诸如“CIH”病毒、“我爱你”病毒、“新年快乐”病毒等等，对国际互联网络和计算机系统造成巨大破坏。但这些只是一种计算机犯罪或网络犯罪行为，而不是战争行为。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和南联盟双方的网上对抗可以视作战争的组成部分，但其影响十分有限。

　　(三)战争从来不排斥非暴力手段，相反却强调暴力手段与非暴力手段并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相结合，但所有非暴力手段都是暴力手段的补充。如果因为战争中使用了非暴力手段而认为战争具有非暴力本质，就从根本上混淆了战争方式与战争本质的区别。非暴力手段不等于非暴力战争，不能从战争手段的多样化，得出“战争外延增大”、“战争本质异化”的结论。有人把贸易战、金融战也视为战争，称之为“非暴力战争行动”或“非军事战争行动”，这是把经济、金融领域借用的战争术语，与战争本身混为一谈了，显然是常识性错误。

　　(四)信息化战争不只是狭隘的“黑客战”、“病毒战”等软手段，而且包括信息化弹药、信息化作战平台、C4ISR系统、战场信息基础设施等在内的硬对抗，包括用辐射导弹、电磁炸弹、巡航导弹以至远程火炮对信息源的摧毁，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软硬杀伤相结合的综合较量。信息技术与火力摧毁的结合使用，大大增加了火力打击的精度与暴力手段的效能。即使是计算机战、网络战、指挥控制战等纯粹的软打击方式，也仍然是一种特殊的暴力行为，因为它的主体和行为对象都是行使暴力的单元，都是征服和摧毁对方的暴力组织。

　　(五)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场战争不是敌对双方的暴力对抗，即使是冷战后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也丝毫看不出其非暴力的特征。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把高度信息化的巡航导弹、电磁辐射导弹、联合炸弹、贫铀炸弹成吨地投向南联盟的难民、学校、居民区、电视台、桥梁、炼油厂以至中国驻南大使馆，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我们能说这场战争具有非暴力本质吗？

　　防御性战略不排斥战略外线反击作战

　　长期以来，我军总的战略方针一直是积极防御。这一方针体现了攻防的辩证统一，反映了战争的内在规律。建国后，积极防御战争方针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与革命战争时期相比都有很大的发展。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不仅仅是着眼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更主要的是受国家性质的制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外交政策，这就决定我们的战略方针只能是防御性的，而不能是进攻性的。其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性质上它是防御的而不是进攻的，是自卫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后发制人的而不是先发制人的；在要求上它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能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所谓积极，就在战争爆发前，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手段，积极地制止战争的爆发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并作好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的一切准备；战争一旦爆发，善于以战役战斗上的积极行动打破敌人的进攻。它是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统一，是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攻势行动的统一。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一直面临全面战争的威胁，贯彻积极防御方针，“战前遏制，战时打赢，战略防御，战役进攻”，界限清楚，阶段分明，容易操作和把握。冷战后，我们面临的战略环境、战争形态、战略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高技术局部战争日益成为未来的主要威胁，战略指导必须考虑一系列新情况：

　　一是以往全面战争危及国家生死存亡，我们又处于弱势，不得不以全部国土为战场，在广阔的战略空间与敌周旋，没有坛坛罐罐之虞。而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家当，我们既要打赢主要发生在边境地区、近海近岸及相应空域的局部战争，又要保持国家战略全局的稳定，不能顾此失彼。以往那种以空间换取时间的作战方式日益困难。

　　二是以往在一般技术条件下，敌我近距离对垒，战争的胜利通常取决于短兵相接的结果。现在由于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战争逐步向非接触、非线式方向发展，敌我双方力求实施防区外远程打击。在一场几乎“不见面”的非对称战争中，要想在战略内线态势下发起战役战斗上的外线反击，效果十分有限。

　　三是以往在全面战争形态下，战争初期与尔后时期两大时期，防御阶段、相持阶段与反攻阶段三个阶段，战略、战役与战斗不同层次都比较清晰完整，战争指导程序性强。而现代战争进程快，时间短，没有战争初期与尔后时期之分，没有明显的防御、相持与反攻阶段的转换，战略、战役、战斗之间的区别也越来越小，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战斗行动渐趋一体化，有时一场战争就是一个战役，一次战斗或一场战役往往具有战略意义。寄希望于战争发起后，积小胜为大胜，逐步转换攻防态势，在时间上越来越不可能。

　　上述情况，给我们把握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的进攻增加了相当难度。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必须从现代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在坚持战略上的防御性质的同时，强调以积极的战略外线反击作战达成战略防御的目的。所谓积极的战略外线反击作战，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它不是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而是战略层次上的外线作战行动；第二，它不是全面战争中，战争后期战略反攻阶段的作战行动，而是从一开始就实施的战略作战行动；第三，它不是外向型的扩张性的进攻战略的一部分，而是战略防御性质下的积极主动的自卫反击作战行动，是积极防御战略的一部分。

　　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实施战略外线反击作战是实行防御性战略的国家的必然选择，是积极防御战略中积极性的最大限度的释放与发挥。一旦敌侵犯我国领土、领海、领空，侵犯我国家利益，损害我国家主权，我们必须坚决反击，不论采取什么行动，战略上都是防御性的、正当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可以打进来，我也可以打出去，决不按敌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出牌，选择一切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时间、地点、方式打击敌人。

　　实现从歼灭战向歼击战的转变

　　歼灭战历来是我军迭挫强敌的基本作战原则和在战略上以劣胜优的主要手段。在国内革命战争和建国后的自卫反击作战中，我们历来强调实行歼灭战方针，其主要特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实施迂回、分割、包围，各个围歼敌人。

　　在高技术条件下，着眼于剥夺敌人的战斗力，减杀敌人战略优势的基本思想仍然是适用的，但是实现歼灭战思想的途径已发生了变化。

　　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整体性大大增强。现代信息技术是当今世界军事领域革命性变革的基因，现代战争的信息化或对机械化战争的信息化改造，不仅使作战效能呈指数上升，而且把指挥、控制、情报、兵力、火力、保障诸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大系统。战争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传统的单一军兵种、单一手段、单一空间、单个要素的对抗形式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按照统一的战略企图与战争目的，将作战体系内各分系统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体系对体系的整体较量。尽可能优化己方的战争结构，增强己方战争体系的完整性与抗毁性，全力破坏敌方战争结构，打乱敌战争程序，动摇敌方战争体系的稳定性，已成为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双方较量的重心所在。

　　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与逐步消耗敌有生力量相比，实行以瘫痪敌作战体系为目的的歼击战，更具有决定作用。虽然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仍然重要，但其作用更多地表现为影响敌方的社会心理，动摇敌人作战意志，而不再是转换力量对比、减杀敌人战略优势的主要途径。我们应尽快从传统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坚持歼灭战与歼击战相结合，以歼击战为主的方针。

　　(一)全维作战。不是以往那种两军对阵，壁垒分明，先前沿突破，后纵深发展，逐次展开，一线平推的作战模式，而是在陆地、海洋、空中、外层空间、电磁领域各个战略空间，全纵深、全高度、全时间、全频谱展开一体化作战行动。

　　(二)整体打击。作战一开始就力求投入精锐力量，以瘫痪敌作战体系为着眼点，对敌作战结构和作战链条中的节点、弱点和要点，包括敌作战指挥控制系统、作战基地和基础设施、战略储备与战争保障系统，实行毁灭性的打击，摧毁敌作战体系，削弱其战争持续能力。

　　(三)首战决胜。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战争发起前，伐交伐谋，做好充分的战略预置，创造必胜的战略态势；战争发起后，瘫痪敌作战体系，总体奠定战争胜局，而后全线出击，达成首战决胜的战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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