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酿就香甜留人间”

　　3月1日，初春的天气格外的好，老艺术家阎肃的心里也是格外的高兴。“换上新帽饰、新肩章，我觉得无比光荣。四总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提高我军部分高级专家待遇》的通知，是对我们这些老一代文艺工作者的最高褒奖，空政歌舞团还专门为我们举行了座谈会。”说到此时的心情，阎肃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我已71岁了，从事文艺工作也有40多年了。回首从50年代创作歌剧《江姐》、到80年代创作《军营男子汉》、再到90年代创作《长城长》的历程，我感触很深，而有一点，我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全赖有我们这样的军队，我们这样的战士。

　　“每一次下部队，看到战士们那纯真的笑脸，看到他们苦练本领，流血流汗，我就按捺不住要为他们欢呼；每一次到各地旅行，看到那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就有歌颂我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冲动。这些是我的创作之源。我之所以小有成就，全靠他们。

　　“这么多年来，我先后8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担任主要筹划和撰稿人，也曾担任过《新春乐》、《齐天乐》、《相聚在龙年》、《我爱你中国》、《奥林匹克梦》等大型文艺晚会的艺术指导、撰稿人。成就谈不上，说成绩嘛，有一点。圈里常有人叫我‘阎大腕’，我却觉得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修养艺德才最重要。我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人民给的，战士给的，没有他们，我什么都不是，哪里会有今天光荣的时刻。衡量一个艺术家的标准在于他是不是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动，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看着肩章上金光闪闪的松枝叶，阎肃激动地说：“党、国家和军队重视人才，重视知识，这让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感到莫大的欣慰和感动。‘蜂酿百花蜜，香甜留人间’，今后，我要更加勤奋和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回报党，回报军营，回报战士和人民。”

　　耿莲凤：“把感激化作动力”

　　3月3日记者在京西宾馆二楼见到耿莲凤时，作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她刚刚报到完毕。她身穿一身笔挺的新军装，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指着刚刚换上的金灿灿的服装标志对记者说：“这是我们战友歌舞团领导昨天送给我的！还在我家里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这太让我感动了！这充分说明了党组织对我们这一代老艺术工作者无微不至的关怀。”

　　“其实，我得知中央军委提高军队部分高级专家待遇的消息是在2月16日，那天，我正在给基层官兵演出，我们团的一位战友很激动地拿来一份《解放军报》给我看。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后，我很平静，我想，我们这些歌唱演员真正与那些科学家和院士相比，贡献和付出的心血，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我陶醉。我总觉得我们付出的不够，党却给予的很多。因此，我们只有把这份感激化作知恩必报的动力，才能踏踏实实地为士兵歌唱。

　　“我是一个有着50年军龄的文艺工作者，过去虽然也为官兵演唱了不少优秀歌曲，但我觉得还不够。因此，每次下边防演出，我都积极报名。尽管我知道下去后每天都要奔波上百公里，每天都要转场，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十分辛苦，但每每看到战士们披星戴月、顶风冒雨站在哨位上，我就会感动，就会萌生一种力量。那时刻，我深深地体味到：穿上军装就意味着奉献，选择了军人这个职业，就应该无怨无悔。”

　　提及参加人大会的打算时，耿莲凤一脸兴奋。她极其认真地告诉记者：“这次会议期间我准备了一个提案。就是要呼吁尽早建立军装法。因为现在的军装在地方上随处有售，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穿。有些不法分子弄套军装就可扮假军人。有些文艺团体舞台上的演出服，也是混乱不堪，随心所欲，连海、陆、空都分不清，很不严肃。军装就是军人的特定服装，任何人都应该不得问津。”

　　马玉涛：“这份荣誉沉甸甸的”

　　已经到二十一世纪饭店报到、准备参加政协会议的马玉涛代表，听说记者要就国家给专业技术三级以上的文职干部提高待遇之事采访她时，特意驱车赶回家，接待了我们。

　　她很认真地告诉记者：“对于这次党和军队给予我们文艺工作者这么高的荣誉，我觉得自己受之有愧。因为同过去那些出生入死的先烈们相比，自己的贡献太少了，他们才是国家、民族、部队的功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那一天，我从《解放军报》上看到这方面的消息后，感触很深。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入伍已满50年了，参军前我无论是从生活、学历、自身能力来说，都是一无所有。是党和军队培养了我，给了我今天的一切。

　　“我走上歌唱之路，一是机遇好，二是得益于老同志的支持，三是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刚到宣传队时，我连简谱都不识。为了学会乐器，一有空，我就把本子上记下的歌一首一首地琢磨，很快就熟了。老同志看我这样都乐意教我，还时常鼓励我。那种朴实、真诚、对人全心全意让我永远都忘不了，这种艰苦的环境全面锻炼了我，让我拥有了能把握机遇的能力，至今都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19 53年，改变我命运的事发生了。那时我在一个师的文工队工作。有一次北京军区文艺会演时，指导员非得拉着我和他一起表演二重唱。就在那时，我引起了军区歌舞团张飞团长的注意。当我以一首《我的丈夫是英雄》参加又一次的会演时，张飞团长看中了我，不久就把我调到了军区文工团，开始了我的演唱生涯。

　　“这次党和军队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提高工作生活待遇，我非常感谢部队，感谢组织。特别是当我得知吴文俊教授、袁隆平教授被国家奖励的消息后，我心里非常激动，他们真是受之无愧。因为，他们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他们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振兴民族作为己任，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相比之下，那些整天只顾算计个人私利的人真是太令人深恶痛绝了。戴上金黄色的帽饰带，扛着松枝叶，我觉得这份荣誉太沉甸甸了。这是国家对我们这些人的肯定和鼓励，但绝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种资本，更不能觉得从此自己比别人高人一头，从此便居功自傲，裹足不前。”

　　克里木：“也算圆了‘将军’梦”

　　也许是太爱军装的缘故，3月3日下午，记者在政协委员下榻的21世纪宾馆见到克里木时，他一身崭新的军装把自己裹得满头大汗。他说：“刚刚换上新的服装标志，舍不得脱！我要让今年与会代表都有个新发现：我戴上将官的帽饰和松枝了，也算圆了‘将军’梦！”

　　提及军队为老艺术家提高待遇的感受，他的话匣子顿时打开了：“我10岁参军，现在已50年了。从我当兵的那一天起，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当上将军，现在也该算是如愿以偿了。我作为一名部队老文艺工作者，一名少数民族演员，虽然为部队文艺工作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但与部队把我由当初什么也不懂的毛头小孩，培养成一名艺术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想想过去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面对今天自己所得到的和拥有的，我真是感到很满足了。我们这一代文艺战士，谁没有经历过千辛万苦啊，组织叫干啥就干啥，绝对无条件服从。我记得1966年的春节，我们去云南边防部队慰问演出，这一去就是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967年的元旦才回来。回来后，我的儿子都已经出生了。我已经连续3年参加政协会议了，前两年的政协会议，我提交‘艺术不是商品’、‘演员不能以假唱欺骗群众’的议案，结果都被采纳了。

　　“我克里木当了50年兵，永远不会忘记部队这所大学校把我培养成一名艺术家，不会忘记故乡新疆的各族人民为我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源泉。像我创作的《塔里木河，故乡的河》、《战士不忘军容美》、《颂歌献给亲爱的党》、《阿凡提之歌》等等这些歌曲，都得益于这些。所以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是给战士们演唱，我的感情都是饱满的，非常投入，非常高兴，我一直认为给战士们演唱是我的光荣，更是我的骄傲。我非常高兴别人给我克里木‘铁杆文艺工作者’这个称号，铁杆就铁杆，我能成为战士的‘铁杆’，我高兴。因此，当我从《解放军报》上得知为军队部分高级专家提高待遇这个消息后，我非常高兴，得知我是其中之一，我更加激动。”

　　最后，克里木还告诉我们：“这两年，我准备多写一些赞美新时期战士的歌。最近我还写了一首民族团结的歌，叫《我们手挽手迈向新世纪》……”说着，他手打节拍唱了起来：“我们心连心，欢乐在一起；我们手挽手，歌唱新世纪……”

　　张士燮：“我自豪，生活在这个时代”

　　老艺术家张士燮性格内向，不善张扬。然而当空政领导为他授新式服装标饰时，却是一脸的激动。他说：“新世纪的头一个春天就听到好消息———四总部联合下发通知，给我们更换新服装标志，给我们编配工作车辆，我心里非常激动。这体现了中央军委对我们的关心和厚爱，对调动广大专业技术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有重要的意义。”

　　“我17岁参军来到第四野战军十二纵队，被分配当上了司务长。但我特喜欢参加文艺活动，在管伙食、演戏的同时，我又拿起了笔，学习创作。写快板，写歌词，写京戏。一年之后，我就被分到某军文工团搞创作。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那时我想，这下子可以在艺术天地间施展才华了。1951年，经过反复打造，我终于发表了反映剿匪生活的处女作———独幕话剧《天亮前后》。

　　“为使自己的作品接近更高的目标，我开始注重从别的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当代民歌、古典诗词、舞蹈、美术、雕塑等等。我最爱逛的是书店，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军事的，房间里到处放的都是书。每到一处，我都不忘到民间采风，收集了大量的民歌民谣。正是这样的情怀，正是这样的生活，使我写出了在全国城乡经久传唱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社员都是向阳花》。”

　　羊鸣：“追求没有休止符”

　　在新服装标志的映衬下，老艺术家羊鸣显得神采奕奕，他笑得很开心，然而他却说：“我感到压力很大。”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羊鸣显得异常兴奋，他说：“我13岁参军来到安东军区文工团，靠着一股好学的劲头，很快就学会了打击乐、小提琴和长笛。但我这个人就是不满足，又盯上了会作曲的队长张西风，要跟他学作曲。队长告诉我：要想成为人民的音乐家，首先要走到人民中去，了解人民，学习人民大众的艺术，从中汲取营养。我把这句话铭记在心，利用到农村和乡镇演出的机会，拜民间艺人和歌手为师。就连小镇上商贩的叫卖声、吹鼓手的鼓乐声，我都会去细细地听，认真地记。

　　“1962年，团里让我和姜春阳、金砂担负歌剧《江姐》的作曲任务。历时两年，剧本改了12稿。特别是领导将极具象征意义的主题歌《红梅赞》音乐交给我创作时，我十分激动，几乎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8易其稿，先后修改20多次。然而当《江姐》公演时，我却病倒了，丧失了记忆力。

　　“毕竟还是舍不得音乐，经过8个月的治疗，自己奇迹般地康复了。那时候，我深深感到时间的紧迫，便上西藏、下江南、跑边疆、登海岛。先后与人合作了《爱与火的四重奏》、《雪域风云》、《忆娘》、《女飞行员》等歌剧音乐10余部；同时创作声乐曲1000余首，发表和演唱的有500多首，特别是那首《兵哥哥》，赢得了观众的一致称赞。”

　　提及近日提高待遇后的感受，羊鸣很认真地说：“我是在空军长大的，是沐浴着党、国家和军队的阳光雨露长大的。这件事，不仅体现了江主席、军委、总部领导对军队高级专家的关心和厚爱，也说明了我们国家、我们军队对人才、对知识的重视。我今年66岁了，感到压力很大，感到时间很紧迫，但追求没有休止符，我不会服老，还要奋斗，还要继续做贡献，来回报组织对我们的关怀。”

　　(撰文：牛锐利、窦志先、周汉飞、庄少丽、陆苍松本报记者刘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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