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的一个冬季，台空军完成了所谓“二代战机”的换装，战斗机总规模达到423架，其中F-16A／B型146架，幻影2000-5型58架，IDf“经国号”129架，另有改进型F-5E90架。然而学会操弄这些洋枪洋炮却并非易事，从F-16到幻影2000，一再折戟沉沙，使得台军的飞行训练成为了台湾岛上的一个焦点议题。

　　“天之骄子”与艰辛“天路”

　　今日之台湾，一名初涉人世的高中生若想跨入“二代战机”的座舱，将是一件极富挑战的事。仅以F-16战斗机的训练为例，就不难看出这条路行走起来的艰辛。

　　首先，他要通过严格的身体检查和文化考试，进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专业学习。空军军官学校直属台空军总司令部，台空军的新飞行员基本都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该校坐落于台湾南部高雄县冈山镇，前身是1929年在南京成立的航空班，1932年改编为中央航空学校，1938年改为现名，1949年从杭州笕桥迁至台湾。空军军官学校校长为空军中将，副校长及各系、科主任均为空军少将，政治作战部主任为陆军少将。教师大多为现役军人，亦有部分文职教员。

　　但是，进入该校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空军飞行员，更不意味着都能飞“二代战机”。尽管飞行专业学员入学时均通过了严格的空勤体检，但为适应新一代战机对飞行员身体素质更高的要求，该校在学员一、二年级阶段特别增加了10个学时的“感觉飞行”与“鉴定飞行”，通过让学员乘坐在三自由度空间剧烈运动的飞机，进一步检验其是否真正具有操控新式飞机的潜力。不合格者，将被淘汰。

　　而只有等到5年级时，通过考核的学员才有资格开始基本和高级的飞行训练。同时，预定飞行机种的首次分科，也在5年级阶段进行。此时，学员们将被分为两科：一是以培养战斗机飞行员为目标的战斗组，用台湾自制的AT-3等型喷气式教练机实施训练：二是以培养要求较低的非战斗机飞行员为目标的空运组，用B-1900C螺旋桨教练机实施训练。据统计，近年来台空军军官学校正期班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学员挂上了“飞鹰勋章”，百分之七十被淘汰。目前，空军军官学校每培养一个飞行员，平均花费新台币20000万元，约合470万元人民币。

　　但是，从空军军官学校战斗组毕业，到成为F-16战斗机的合格飞行员，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

　　首先是“换装前置训练”。有可能飞F-16的空军军官学校战斗组毕业生，将转到隶属“佳山基地教准部’的驻台东空军基地第737联队接受“部训队飞行训练”。这项训练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使用F-5E／F进行性能飞行、仪表飞行、战术编队等训练，飞行时数将达到30小时左右；第二阶段则以驾驶同种机型进行基本攻击能量操作、空中战斗运动、武器系统投射、箭靶射击、防空拦截以及夜航等训练，飞行时数一般要累积到120小时。

　　历经筛选的合格者，将根据其志愿，分派到相应基地进行“部队转换过渡训练”。由于737联队的部训队除了接受新飞行员训练外，也负责飞F-5E／F机种人员的第三阶段飞行训练、复飞训练等训练，因此，被分派飞F-5E／F的飞行员，将留在737联队；飞幻影2000的，将被转到新竹第499联队；飞IDF的，将被转到台南第443联队或清泉岗第427联队。而如果是飞F-16，则会转到嘉义的455联队或花莲的第401联队。

　　下一步，就是从F-5E／F到F-16的正式换装训练了。

　　由于F-16战斗机执行任务的多样性，决定了该机的换装训练过程与IDF和幻影200O稍有不同。IDF和幻影2000的飞行员直接在部队所在地台南、清泉岗或新竹基地实施学术科训练。而F-16的飞行员则在嘉义基地换装后，先转编到隶属“佳山基地教准部”的花莲40l联队第5战术战斗机大队施训，然后再回455联队执行日常战备训练任务。

　　台空军“二代战机”的换装训练是采用“种子教官”带飞的方式。F-16最早的“种子教官”是从台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中层层筛选出来的，这些人的飞行时数一般都在75O小时以上，并具有担任双机编队长机资格。“种子教官”最先是到美国接受训练，或由美国人在台湾训练的。此后这些人再在台湾带出儿子、孙子辈的“种子教官”，然后再带新飞行员换装。

　　折戟沉沙与“澡盆理论”

　　台军对包括F-16在内的“二代战机’的施训看似相当严格，可台海上空的这些“骄子们”的表现却令其将领们十分尴尬。

　　从1992年3月9日首架IDF生产型出厂交付清泉岗基地第427联队到现在，已坠毁了1架；而1997年3月开始列装的幻影2000，则分别于1999年10月15日、12月14日各坠毁1架；1996年4月开始列装的F-16，先后于1998年3月20日，1999年1月25日、6月1日、8月18日各坠毁1架，合计4架。到目前为止，“二代战机’总共坠毁了7架！而更值一提的是，有些坠机事件情节之离奇，简直可以编进好莱坞的脚本。随意撷取一则就可见一斑。

　　1998年3月2O日下午14时30分，隶属嘉义455联队的6828号F-16B型双座战斗／教练机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时，于澎湖马公外海与战管中心失去联系，机上2名飞行员失踪。

　　事发当日，该机是从嘉义基地起飞的，但起飞后在与地面结束首次通话不到1分钟，就在地面雷达屏幕上消失。当时，该机前座是学员章嘉成上尉，总飞行时数975小时，其中F-16飞了108小时。后应为“种子教育’温进嵩少校，总飞行时数1661小时，其中F-16的时数为220小时。

　　事发后，台空军总司令部组成专案小组全力进行搜救。按照台军的有关条例，这种搜救行动要一直持续180天。但时至今日，仍未寻获人机残骸。

　　10个月后的1999年1月25日下午16时15分，一架同样隶属嘉义455联队，机号为6813的F-16B从花莲基地起飞。16时40分，该机进入台东空军基地距导航台23公里的弧形范围内。按计划，该机下一步动作应是寻找该导航台编号R-210的磁航迹，据之校正航向，然后右转30度下降进场。不料，飞到预定位置时，该机并未转向，而是向台岛上空继续平飞，于48秒后的16时54分，在导航台R-232磁航迹方向，一头扎在台东县太麻里乡北里村海拔860米的一间民房上，当场机毁人亡。死亡飞行员为前座时年3O岁的戴维康少校，这位仪表堂堂，并有一副好口才的飞行员，还曾参加过台湾电影《傲空神鹰》的拍摄；后座的考核官张嘉鲲中校，43岁，空军军官学校60期毕业生。

　　令人称奇的是，死亡飞行员戴维康少校的妻子，竟是1998年“3·20空难”中遇难的飞行员章嘉成上尉未婚妻的亲姐姐！

　　摔飞机总是要有说法的，于是台军方的正式解释是所谓“澡盆理论”。即某一型号的飞机在其整个装备周期中，初装时期和即将淘汰时期的事故率必然较高。初装时期事故率高是因为掌握飞机需要一个过程，后期事故率高的罪魁祸首则是装备老化。

　　1999年6月2日，在台空军为“6·1空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空军副总司令的刘贵立中将首次提出“澡盆理论”的解释，称世界各国任何一型战机在换装过程中，飞机失事率都会上扬。并声称，与美国等使用国比较，台军的失事率并不算高。

　　台空军总司令部督察长金秉和上校在记者招待会上还沾沾自喜地补充道，台军的F-16战机失事率是每10万飞行小时8.25架，美国空军的F-16自1998年12月22日至1999年4月的失事率是每10万飞行小时442.48架，其间光是洛克基地就连续摔掉6架。法国在换装幻影2O00过程中。失事率也是偏高的。而台湾换装该机的过程，算是比较稳定的，没有严重事件发生，值得庆幸。

　　针对这个说法，当时就有台湾媒体指责其太牵强附会，甚至大有推卸责任的味道。它们责问：台湾接收F-16的时间比其他绝大多数使用者要晚得多，别人使用该机的现成经验一大堆，军方为什么视而不见？

　　也有人多少有点神秘主义地提出，失事海区是台湾的“百慕大”，有超自然力存在。他们举例说，15年来该失事海域已经发生6起坠机事件，造成27人死亡。而且离奇的是，这些飞机失事以后，大多数都是完全消失，找不到任何残骸，与“百慕大”发生过的坠机事件情节非常相似。

　　当然，此解多被当作笑谈。平心而论，“澡盆理论”用来解释台机的频频失事，的确有些勉强，毕竟从第一架F-16战斗机于1979年1月装备美国空军第388战术战斗机联队起，到1996年4月进入台军序列，F-16装备部队的历史已经17年多了。而且以后发生的事也证明，台军方“澡盆理论”的解释至少是不够真诚的。就在金秉和为台军幻影2000的安全飞行记录叫好的4个月后，该机便以2个月内连续坠机2架的记录，打了金氏重重一记耳光！

　　难言之隐与重重黑幕

　　在刘贵立等抛出“澡盆理论”的第二天，台空军总司令部副督察长李贵发在接受台中社记者罗广仁采访时说，台空军在换装新机过程最大的瓶颈是飞行员和地勤员的培养训练。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变迁和价值观转变的影响，近年来台军校招生非常不顺利。

　　李贵发无奈地说，人才吸收不易，但人才流失更是严重的问题。因为军方飞行员待遇是民航的一半，而工作量却是民航的1倍，在风险性上更是不能比较。他举例说，“种子教官”这一类的“精英”，因近年来军中待遇不合理以及军人社会地位不受重视等问题，在家人的压力下不断退伍、流失。

　　“F-16失事频传，台空军飞行安全警灯长鸣，这绝不单纯是飞机出了问题或是飞行员个人的问题，这应该是整体结构面的问题。”这或许是了解台空军班底的资深人士最由衷的肺腑之言。

　　无独有偶，2O00年4月24日，台湾《联合报》刊登了一条惊人消息：“国防部”官员透露，空军新一代战机飞行员出现严重青黄不接现象，缺员总数达三成五。其中F-16、幻影2000几乎到了有飞机没有人飞的地步，其中某一联队够资格的飞行员不到编制数的一半，其他不是还在训练没有出师，就是根本有编制没有人。

　　该报进一步指出，目前“种子教官”、带队长机这些优秀飞行员走一个，等于损失四五个普通飞行员。所以，表面上看台空军“二代战机”飞行员缺编三成五，实际效应比这个数字大得多。

　　毋庸置疑，流失到民航的飞行员固然可以在战时重操旧业，但他们要恢复飞“二代战斗机”的水平，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而要达到原来的水平，恐怕就更难了。从战斗机转飞民航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特别是对技术水平高的飞行员而言。但反过来，不论飞民航机的水平多么了得，要转飞战斗机，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此之外，台湾方面似乎还应当从岛内“政客’那里找找原因。在这些人眼里，对外军购不单纯是为台军买装备，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目的。一是为了向大陆方面示威，即为“看”而买；二是为了发展与售卖国的“务实外交”，即为“交”而买；三是为了建立与售卖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即为“盟”而买。加之其他原因，使得这些人对质量问题、系统配套问题、售后服务问题等等，都不会过多考虑。而其中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比如，为发展“务实外交”，台当局会不顾军方的反对，决意购买军方不愿要，但外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极力推荐的装备；有时宁可放弃价廉物美的装备，非要购买作为“重点争取国家”的质次价高的装备；有时购买来的东西出了问题，却甘心吃哑巴亏；有时宁可停下自己正在研发的装备项目，也要花大价钱买外国的同类装备。例如，明明知道买F-16比买幻影2000要便宜得多，并且从台军既有的装备、训练及保障体制上讲，更应买前者，但李登辉当局决定非购买6O架法式体制的幻影2000不可。1990年，为在对德关系上打开缺口，台当局明知德国“永丰”级扫布雷舰技术和质量问题多多，却一意孤行地买了4艘。后来该舰在使用时出了一大堆问题，几乎等于废物，台当局不仅不敢按合同索赔、退货，却一再请求德国人作“售后服务”，甘愿让“克虏伯”的后代们再狠狠地宰上几刀。

　　而台湾的政客们在武器装备外购上如此的“深谋远虑”，其代价只能由章嘉成、温进嵩、戴维康、张嘉鲲、许君威等这样的台湾军人，用鲜血和生命来承担了。

　　(摘自《世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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