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有志

　　战略对抗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战争与战略理论作为人类用鲜血和生命等最沉重代价换来的思想结晶，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宝贵精神财富。敌对双方为了在军事斗争实践的主观指导上高于对手，总是竞相抢占军事理论的制高点。战略理论正是在激烈、尖锐的对抗中不断发展的。

　　数千年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形态和战争样式的变化，适应战争需要而产生的各种战争与战略理论接连涌现，并不断推陈出新。这是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家和战略理论家在寂静的战场上，总结和升华战争经验而书写出的绚丽篇章。产生于2500年前中国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是冷兵器时代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一部战争理论专著。它总结了当时的战争经验，认为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把道、天、地、将、法归结为战争制胜的要素，并提出了许多驾驭战争的理论原则。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战争理论著作，《孙子兵法》不仅对中国历代战争实践和战争理论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在世界军事史上也享有盛名，孙子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孙子兵法》被誉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在战争理论上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精神，是19世纪热兵器时代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军事理论经典著作。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经验，分别对战争本质、战争制约因素，以及战略理论与作战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符合战争规律的见解，对后来的战争和战争指导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对军事思想和战略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当时代的车轮进入20世纪后，与科技进步、社会变革以及战争的发展相适应，战争与战略理论也一扫19世纪以前的沉闷，开始空前繁荣起来。继19世纪末美国人马汉提出“海权论”以后，“空权论”，地缘战略理论，机械化战争理论，总体战理论，“间接路线”战略理论，核战略论，高边疆战略理论，局部战争理论等一大批较有影响与代表性的战争与战略理论在本世纪相继出现。而在20世纪末，信息战理论也随着人类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战的出现，开始基本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20世纪，各种战争与战略理论争奇斗艳，璀若灿星，各领风骚，代有佳篇。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军事上同样有自己的理论表现。在争取人民解放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战争与战略理论。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诞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无产阶级战略理论最突出的代表。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批判地吸取了中国古典兵学传统和西方战争与战略理论的精华，继承和发扬马列主义战争理论基础上创立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20世纪最具特色最有影响的战略理论。

　　当我们踏入21世纪的门坎之际，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又一次历史性的大转型，即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变。与此相适应，不仅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面临革命性的变革，战争形态以及相应的军事思想与战略理论也必然随之发生变革。从人类文明史上看，战争形态与社会形态历来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两种最典型的战争形态，即农业时代的冷兵器战争形态，和工业时代以热兵器(包括核武器)为基础的机械化战争形态，都是和当时的社会变革相伴而生的。因此，有关21世纪战争形态与战略理论的问题，必须放在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军事高技术化以及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的时代大趋势下来研究与思考。

　　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也不能割断，它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和未来的时空中合乎逻辑的发展。如同20世纪的战争可以从19世纪的军事遗产中找到某些根据一样，决定21世纪战争走向的许多因素，也同样存在于20世纪历史的积淀与历史的惯性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发生在本世纪最后10年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虽然从政治层面上击碎了人类对新世纪的和平期盼，但从军事层面上给人们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战争图景，使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新世纪战争信息化、空间化、远程化、精确化的特点与发展轨迹。而在与之相应的战略理论领域，人类在对以往的战略思想与军事传统进行总结、继承与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对战争形态以及相关的战争结构、战争手段、作战方法等发展规律的历史考察，结合时代背景与自身的特点与需求，必然也会提出新的战争理论与作战原则。

　　若我们以此为根据，来探讨21世纪初期战争与战略理论的发展趋势，则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予以高度关注：一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信息战理论将会更成熟更完善，但核威慑理论我们不能淡忘，因为能给人类生存以致命威胁的仍然是核武器。二是随着科技发展与军事变革的深入，高技术战争理论在学术界必然将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我们必须避免陷入“唯武器论”与“技术决定论”的误区。三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关于战争道德问题的理论研究会逐步深化与拓展，但对战争文明论的欺骗性，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为“零伤亡”的概念是霸权主义单方面的专利。四是随着人类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更趋于理性，在如何控制战争的理论研究方面，会有较大的进展。但在战争根源依然存在、战争威胁依然非常严重的世界上，我们仍然应把理论研究的基点放在如何赢得战争上，而不能对战争控制或控制战争寄予更多的奢望。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0世纪3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与规律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解决了在大工业时代，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的社会背景下，如何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问题。今天，我们仍面临着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重大课题。如何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理论创新精神，探索出一条新的克敌制胜之路，是摆在我们每一位军事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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