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免予起诉问题涉及军事及政治两方面，只有在征得最高行政当局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因为免予起诉问题随时有被公众知道、落入政治陷阱的危险。如果在战争犯罪审判进行中曝光的话，至少会使美国非常丢脸，甚至会导致要求所有参与细菌战研究计划的人员因为战争犯罪而受审。到那时，将无法预测有多少政治家、军人、‘科学家’以及(日本)皇室成员会被卷入该事件之中……因此，关于免予战争犯罪起诉的决定，应该是在华盛顿的行政部门，而不是底特里克基地、东京的占领军司令部或者五角大楼作出的。”谢尔顿·哈里斯教授如是说

　　1946年元月初，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首次披露了日本细菌战头目石井四郎被捕的消息。这使美国当局大为吃惊，并立即做出反应，在第一次报道发表后就设法阻止新闻媒体继续讨论石井或日本的细菌战问题。1946年1月7日，美国情报人员找到美联社驻东京分社社长拉尔夫，“要求他不要撰写任何会使石井认定美军想要得到更多有关试验的情报的报道”。从1946年4月开始，有关日本细菌战的主犯、他们以前的活动以及有关他们被握在盟国手中的命运等等的公开报道都被秘密查封了。尽管“在幕后，对石井、北野和若松等人的控告信仍倾泻而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很久，日本细菌战也一直没有在美国媒体作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出现过”。

　　1946年9月3日，一位“731部队”成员写信给美国驻日占领军当局，告发石井等人，指控石井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军国主义分子和人道的敌人。”这名告发者指出，其他军国主义分子非常害怕石井出庭作证可能供出对甲级战犯极为不利的证据，“甚至某位皇族成员也要受到牵连”。“他控告(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复员局和终战联络部在共同参与制造一个阴谋，企图‘使此案销声匿迹’。”非常奇怪的是，美国当局非但不去调查有关情况，对告发者置之不理，反而接受了日本当局提供的有关石井的“个人简历”。在这份石井的简历中，除了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当前通讯地址和军历、职务外，无任何其他内容。

　　1945年秋天，冷战的序幕已经拉开，美国与前苏联的对峙越加明显。在日本细菌战问题上，美苏双方互不信任。由于双方各自都俘获了部分日军细菌战的“科学家”，但任何一方又都没有掌握日本整个细菌战规模所必要的情报。这对美国来说，石井及其同党就成为美国揭开日本细菌战秘密的关键。对于美国的细菌战情报当局来说，确保石井四郎及其他日本主要细菌战“专家”的合作则变得更为紧迫。为了防止前苏联获取更多的日军细菌战情报，石井四郎就成了“不受美国保护的保护对象”。美国还帮助这些日本“科学家”如何与苏联人“打埋伏”、“反审讯”。石井四郎也深知美国的动机，于是双方讨价还价，然后，石井则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供出半真半假的细菌战情报。

　　美国对细菌战“科学家”的“审判”也很具有讽刺意味。其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主要包括：第一，保证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科学家”提供资料的兴趣仅出于科学的目的；第二，美国的调查与战争犯罪指控无关；第三，苏联人已经俘虏了日本细菌战“专家”的同党，并供认曾参与人体试验；第四，另外的日本细菌战“专家”正在与美国合作，而且合作得很愉快；第五，苏联人很快就会来审判日本“专家”；第六，日本“专家”不得向苏联人透露有关人体试验、跳蚤的生产、野外试验、细菌战的组织结构或接受美国人的吹风和指示。

　　这几招使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极高的情报：19位“细菌战研究计划的关键人物”同意撰写一份有关人体试验的长篇报告。他们用近一个月的时间，用英语为美国人完成了长达60页的人体试验报告；另有一份长达20页的19年作物毁灭研究报告；10名日本兽医将完成他们专业领域的研究总结；一位日本“病理专家”将复制出8000张“细菌战试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石井四郎撰写“本人从事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年经验的专题论文”……

　　尽管报告“大部分是根据记忆”资料汇编的，但他们找出了“一些对他们有用的现存资料”。1946年2月初，美国军事当局掌握一份有20人以上的高级军官及学者的名单。这些人掌握着对石井等人有致命性打击的情报。美国人在得到上述非常满意的资料后表示：“希望自愿提供这些情报的个人，因提供这些情报而免遭麻烦，也希望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以防止这些情报落入他人之手。”

　　1948年4月左右，美国的有关记录表明：“处理过该事件(指调查日军细菌战──记者注)的全体情报人员应该注意：所取得的有关‘石井和细菌战’的任何情报都含有国际复杂性。这些情报具有高度敏感性，必须采取一切防备措施以保守秘密。参与该事件的人数应控制在最小范围。”

　　据调查，美国负责调查日军细菌战的情报人员分成三组。第一组来自底特里克；第二组来自美国军事情报部，通称为“G-2”；第三组来自美国驻东京占领当局“副长官办事处”。由于“副长官办事处”的调查动机是找到证据，以告发这些日本人，遂与“G-2”发生冲突。为防止该办事处进一步干涉，1947年3月，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向东京发布命令，将战争犯罪调查置于情报部门(G-2)的管理之下。”“所有的行动、审讯和联络都必须和G-2协调配合。为维护美国的利益，避免问题复杂化，必须绝对保守秘密。未经G-2同意，不得就该事件向控方提供帮助，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今后所有的调查，都由盟国翻译审讯部中央审讯中心管理之下的东京办事处进行，各现场已着手进行的追踪调查全部停止。”

　　这就意味着，已经逃脱检控法网的细菌战参与者，从此不会有被告发的危险，而且，即使是那些已经接受调查的参与者也得到保证，“他们的自由会受到保护”。于是，从1945年5月3日开始，远东战犯法庭开始在法律上把注意力从细菌战方面转开。因此，尽管盟国审判了2000起案件，涉案日本人多达5700人，但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日本细菌战专家都不曾出现在这些军事法庭上”。

　　哈里斯总结说：“这些事情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美国情报部门仍然拒绝公开可能与此问题有关的资料。”

　　(记者后记：此次采访得到王选、谢尔顿·哈里斯、近藤昭二、孙靖等人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全文完) (陈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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