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人，半数以上都与日本细菌战有关，另外有超过5000名以上的人都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细菌战计划。这中间有一个保持沉默的真正的阴谋……在东京战争犯罪审判中，受这个阴谋影响的6个盟国的检察官们，对自己所知的事情保持了沉默……”

　　引自《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过程》一书，1989年修订版，纽约Pantheon图书公司出版。

　　“到1947年底，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盟军占领日本)当局已收到的大量资料有力地证明，有相当一批日本‘科学家’———既有军人，也有非军人———参与了把人当作试验用的豚鼠来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根据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宪章的规定，他们的许多研究显然侵犯了人权……历时两年的调查所获得的证据表明，任何一个检察官都可以把他们送交有关当局，对他们进行审判和惩罚。这样做只需要负责任的调查官的正义愿望。对石井的受害者们来说不幸的则是，这不是美国军事当局的优先考虑……在所有关于日本细菌战‘专家’问题的讨论中，起决定因素的将不是战争罪犯而是情报价值。日军的细菌人体试验的结果具有最高的情报价值。”

　　引自哈里斯教授的专著《死亡工厂》简体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千里大追踪

　　哈里斯教授认为：“应该说，1946年4月季南(远东战犯法庭首席检察官———记者注)没有对石井等人提出犯罪指控，这是美国官方隐瞒日本细菌战计划的开始。”

　　出于战争的需要，美国从1942年开始正式研制细菌战武器，这个时间比日本等国的开始时间要晚许多。日本对细菌战的研究和人体试验方面在当时均是世界领先地位，更何况，日本当时是在违反国际公约而惨绝人寰地用活人做试验。

　　美国在当时并不承认日本的细菌战研究处于领先地位，反而认为德国的细菌战研究最为先进。但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后，美国在国内曾对日本的细菌战研究计划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严加防范。直到1942年夏天，美国安全当局才开始重视日军的细菌战威胁。当时美国有人提出警告说，“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袭击我们两次———第一次是枪弹，第二次是细菌”。1942年年末，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追查日本细菌战“科学家”，曾派特工追踪到南美洲厄瓜多尔的深山老林里。

　　美军大调查

　　在麦克阿瑟成功进行对日“跨岛战役”后，美军俘获了数千名日军。美国人很快发现这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受过医学训练的官兵，包括兽医、医生、护士、卫生兵、药剂师等。这是美国调查日本细菌战计划的意外收获。美国情报部门为获得日军细菌战情报，特意准备了列有75个细菌战问题的书面文件，以向战俘们发问。美国还特意在备忘录中指出：“因为日军有能力实施细菌战，因此在太平洋地区的所有美国士兵须铭记要俘获任何医学方面的文件资料和医药品……任何有关敌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无论何种程度的，都要立即上报情报司令部。”

　　哈里斯教授认为，“美国的细菌战调查官所获得的最重要情报之一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柏林的瓦砾。”1945年6月20日，在德国柏林的美军逮捕了日本驻德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北条圆了大佐。51岁的北条不但是日本在欧洲搜集细菌战情报的高级官员，他还掌握日本细菌战的核心机密。由于北条是极其重要的情报来源，他被旋即押送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受美国五角大楼即国防部的审讯。在进行非常“聪明而且合作”的审讯后，北条又被立刻遣送回日本。

　　美军从日军俘虏身上得到的情报至少证明两点：第一，此前中国方面对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指控全部得到确认；第二，日军细菌战计划的规模要比美国人想像的大得多。

　　意外大收获

　　据悉，到了1944年秋天，美国情报部门已经确切地掌握了日本细菌战武器开发研究的概况。“情报部门得出的结论是：在几年的时间里，日本研究了鼻疽菌、鼠疫、炭疽、霍乱、赤痢、结核、伤寒等，可能还有其他疾病作为细菌武器的可能性。另外得知：日本曾研究开发过数种细菌战武器的运送方法，其中包括一种细菌炸弹和一种被称为‘记号7’的特殊装置……虽然参与细菌战开发的许多主要人物尚未查明，但是滤水器的发明者石井四郎被认定为日本细菌战研究的一个主要人物。这位作为日本帝国陆军高官的‘细菌学家’被多次认定是哈尔滨和东京的细菌战研究的主要角色，他指挥的部队与细菌武器开发有密切的关系。”

　　1944年11月28日，美国陆军部长史蒂姆森和联邦安全局局长麦克纳特向罗斯福总统提交美国细菌武器研究开发的进展和其他国家有关细菌战的情报总结报告，并在报告中写明：“有较多可靠证据表明，日本对细菌战有兴趣并开发了细菌战实施方法”。1945年7月26日，美军情报部门又准备了一份有关日军细菌战准备的更为全面的分析报告。

　　官方大封杀

　　由于美国政府的有关官员对日本进行规模庞大的细菌战研究感到“震惊和紧张，因此，他们决定对此事严加保密。因为如果日军显然是成功地开发了细菌战这一消息被传出去的话，则会挫伤美国国内(战争)后方的士气”。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美国的细菌战研究是不能公开的。美国陆军部门认为，“如果有关日军或美国的细菌战计划的情报被泄露，就会不可避免地招来国会的调查。国会的调查会危及底特里克基地(美军细菌战研究的基地———记者注)的研究，而且，如果召开听证会，(细菌)战争准备会因被曝光而遭受损失。”

　　1944年6月前后，美国出版了《日本的秘密武器》一书，书中揭露了日本的细菌战对美国的威胁。随即，美国军方就采取“灭火行动”，希望该书成为“哑弹”，并“建议”美国宣传部门对该书施加影响，“不要让任何有关该书的书评以及提及该书的文章登载到报纸杂志上”。哈里斯认为，“或许是由于战时情报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共同行动，不是宣传反面的书评，就是让媒体回避报道。结果《日本的秘密武器》很快就被转移到了书店的处理书柜台。日本秘密的细菌战研究仍然只为相对极为少数的情报官员和科研人员所知。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继续保持绝密，所知的美国人则更少。”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底特里克的“科学家们”最关注的则是“想方设法查明敌方(细菌战)研究的实际状况”，他们要彻底调查日本细菌战的真相，但不是为了审判日本战犯，而是为了获得日本方面的绝密情报，并为美国的细菌战研究服务。

　　尽管有许多人对底特里克所采取的行动非常不满，但“对(美国的)化学战和细菌战的调查官们来说，为找到他们认为这些领域至关重要的情报，不会容忍任何妨碍。他们不会允许战争犯罪的责任问题来干扰他们的调查。知情或不知情，他们的调查是得到军队的最高层———也许是华盛顿、伦敦、渥太华的政府首脑们的支持。他们的态度对决定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增田知贞以及其他细菌战重要人物的命运将非常重要。”(陈铁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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