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市民余先生特意来到本报，向记者展示了一批日军侵华期间发行的明信片。明信片分装在印有“第一集特制”、“第三集特制”的黄褐色旧封套里，封套上印有“青岛名所”及一些日文字样。

　　余先生现年44岁，是广州某单位职工。他是在看到2月3日本报A3版一篇题为《江西发现“故宫明信片”》的报道后，从家里翻出上述明信片来到本报的。据其回忆，这批数量为33张的明信片，是他1968年在长沙时偶然发现的。当时，这批明信片被人用报纸包着扔在垃圾堆里。当年只有10岁的余打开纸包后发现，其中一些明信片上印有行刑的照片。因觉得好奇，便把它们拿回了家里，后来到广州工作时也带着它们南下。

　　余先生后来意识到，手头上的这批明信片，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1991年，曾有几位集邮专家在看过他的收藏后称，这是保存完整且极为珍贵的文物。余先生说，几年前曾有港商表示愿意以5万元港币一张的价格，购买其中一套明信片(共张)。考虑到这套明信片的特殊性，余先生拒绝了那85万元港币的诱惑。

　　为了弄清这套明信片反映的真实内容和确切价值，记者与余先生找到一些专家进行鉴定。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桑兵教授仔细鉴别后认为，这些明信片确为日军在侵华时发行的，明信片上所印制的照片，有不少是反映20世纪初中国刑、狱的情景的，日本人借此来攻击当时部分中国人的蒙昧。譬如一张明信片印有悬挂人头的照片(见图1)，下有日文注明为：“杀马贼”。照片里人头下贴的布告落款隐约可见“胶东防守司令部”的中文字样，时间为“民国十七年”。这种用片面的图文来反映中国社会风气的做法，上世纪初在欧洲和日本非常流行，如鲁迅就曾在文章里叙述过他在日本看到的“中国人非常麻木地在刑场围观”的电影。

　　一位研究日军侵华史的博士生说，这批明信片上所刊印的照片虽非直接反映日军侵华，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部分日本人的心态。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相当多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国家较小，需要有中国这样的大国在一起，并试图帮助中国，而对日本政府持批判态度；而“九.一八”事变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认为中国不能自救，而需要日本来“解救”。这种转变和当时中国的状况有关，也和大量反映当时中国人愚昧、麻木的文字、图片和电影有关。

　　集邮学专家冯双从收藏角度说，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发行的明信片较少，有一些散落在民间。这些明信片记载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具有相当的价值。(记者龙原谭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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