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当地时间2月5日下午1时30分，东京的一家地方法院7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日方最后一批证人开始了历时3.5个小时的出庭作证。日本内阁法务省的5位被告代表也例行公事地出席了听证会。

　　来自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松村高夫和日本电视台记者近藤昭二向法庭出示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证据。近藤昭二首次披露了原日本陆军省军事科的文件。

　　近藤出示的这份文件表明，当时的日本政府从上到下都在有目的地隐瞒日军所实施的细菌战、销毁细菌战的有关罪证。据近藤出示的日军文件《特殊研究处理要领》显示，当时的日本政府要求：第一，销毁在日本国内的细菌战设施等；第二，销毁日本关东军、“731部队”、“100部队”关于细菌战的罪证。此外，日本证人在法庭上还表示，美国和日本都在有意地隐瞒细菌战的真相(本报稍后将独家披露有关详情，敬请关注)。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在作证时指出，根据其20多年对日本细菌战的研究表明：第一，尽管当时的美苏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并从不同的渠道获取日本有关细菌战的情报，尽管当时和稍后双方又都指责对方的情报缺乏可靠性，然而，现在的调查研究发现：美国和前苏联以不同的方式获取的日本有关细菌战的情报则是一致的，双方的情报并不矛盾。第二，中国有关方面所提供的有关日本细菌战的资料和情报(主要是中国有关档案馆提供的信息等)又再次证明，中方与美国、前苏联方面的情报也是一致的。美国和前苏联获取的情报主要是高级别的，而中国所获取的情报则是下层的，中国所提供的情报生动、具体。第三，日本方面所提供的证据(主要是《井本日记》等)再次表明，日本方面所得到的日军进行细菌战的情报又与美国、中国和前苏联方面的情报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美国、前苏联、中国和日本4方的情报都同时佐证了日本的细菌战真相。

　　据悉，调查日本实施细菌战的难度非常大，各方关系非常复杂。2月5日深夜，“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总代表王选女士在东京接受本报记者越洋电话独家采访时指出，两位日本证人都是心情非常沉重地走上法庭的，而且他们也十分劳累。

　　王选在引述近藤先生在法庭上的话说，他一闭上眼睛就想起了那180名中国原告。其实，他们要诉讼日本政府的理由非常单纯——就是为了恢复他们民族的尊严。他们并不是为了钱，即使他们获得赔偿金，也只是为了去建立纪念馆等。王选告诉记者，近藤在作上述陈述时，语言哽咽，几乎就说不下去。

　　另据法庭传出的消息，经过调查发现，在过去的5年中，日本原细菌战部队的军人逐渐开口说话。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这些军人年纪偏大，他们对过去的行为有负罪感，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愿意把真实的历史保留下来，否则，他们一生中将有一段时间是空白的；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工作的，其下级军官退役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甚至没有任何“退休金”之类的保障，而且，他们还不能对家人说出真相，“这使得这些人在战争之后又遭受新的伤害”。

　　王选就2月5日的听证会发表评论时说，日方出庭作证的效果很好，相信出庭的法官、被告、原告以及旁听者都受到了很好的历史教育。特别是来自日本法务省的官员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法官也很年轻，他们原来根本就不知道历史真相。在法庭上，他们应该能够亲身感受到。

　　据悉，2月28日和3月21日，将有中国的7名原告证人再次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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