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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采访:生活在贫铀弹阴影下的南斯拉夫居民

http://www.jczs.com.cn 2001年2月1日 10:21 中央电视台

  (央视国际特约记者顾玉龙)

  咖啡馆情侣

  在今年南斯拉夫最寒冷的一天,我顶风冒雨再次前往曾经遭到北约猛烈轰炸的诺维萨德采访。

  地处伏伊伏丁那大平原中央的诺维萨德是南斯拉夫重要的工业城市,由于北约轰炸而遭到严重污染的多瑙河从这座城市脚下流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下游国家。

  登上多瑙河南岸的著名旅游景点彼得瓦拉丁城堡的高处,可以俯瞰诺维萨德和蜿蜒的多瑙河。

  南斯拉夫是一个多山和河流纵横的国家,逢山开道,过河架桥是南斯拉夫人的看家本领。1999年北约在轰炸南斯拉夫军用设施没有奏效的情况下,开始轰炸南联盟的交通枢纽和桥梁,北约企图切断南斯拉夫的运输运输线,迫使南联盟在所谓的“和平协议”上签字。北约空军在几天内逐座炸毁了诺维萨德多瑙河段上的三座大桥。

  “诺维萨德老桥是北约炸毁的第一座桥梁。我们这家咖啡馆是离老桥最近的一个建筑,大概也就50米左右。4月2日清晨5点钟左右,强烈的爆炸令整个诺维萨德为之震颤。我们咖啡馆的玻璃窗全部被震碎,天花板也掉落下来了”。

  在诺维萨德北岸,夜来香咖啡馆的塞尔维亚姑娘莫尼卡给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她说:“那天清晨,我们全家都被震醒了。早上,我和男朋友来到桥边一看,老桥已经断成几截,我们的咖啡馆也被震得稀哩哗啦”。

  夜来香咖啡馆非常普通,有里外两间小屋,一架40年代的老式留声机引人注目地放在屋子最显眼的地方,显然这代表着这家咖啡馆的文化品位。咖啡馆的4张小桌底下全是一式的缝纫机腿,中间还有缝纫机踏板,我感觉这家咖啡馆是从缝纫店脱胎而来的。巴台上方,搁着一张全是运动员的合影照片,看样子屋子的主人可能是运动员出身。透过咖啡馆的小窗户,可以清楚地把老桥一览无遗。

  这时莫尼卡的男朋友帕拉瓦诺夫回来了,他说,诺维萨德老桥也叫瓦拉丁斯卡大桥,它是多瑙河上最年长的大桥,也是最年轻的大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拉丁斯卡大桥两次遭到毁灭,多瑙河上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纳粹德国轰炸诺维萨德老桥后留下的三个桥墩。

  帕拉瓦诺夫从小就生活在诺维萨德,老桥上有他童年的梦。帕拉瓦诺夫说,小时候,他和小伙伴们经常从桥上跑到对岸的彼得瓦拉丁古堡上去捉迷藏,玩打游击的游戏。有时他喜欢趴在老桥的栏杆上,呆呆地数多瑙河上来往船只,心里总希望有一天也能坐上大船到远处去探险。

  帕拉瓦诺夫指着多瑙河大桥说,对岸有一家迪斯科舞厅,战前,每逢周末,他喜欢和同伴们一起去跳迪斯科,享受生命和活力。在那里他认识了少女莫尼卡,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在桥上幸福地吻了莫尼卡。

  听到男朋友说到这里,正在给客人斟啤酒的莫尼卡脸都红了。

  帕拉瓦诺夫拉了一下莫尼卡的手继续说,从此以后,老桥成了他们经常约会的地点,老桥的钢梁成了他们背后坚强的依托,由于他们老喜欢靠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把那个地方原先的铁锈都给蹭掉了。后来帕拉瓦诺夫计划开一家咖啡馆,在选定地址的时候,他和莫尼卡都希望在老桥附近找一个地方,因为这里流动人员多,生意比较好做,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每天看见那座凝结着他们爱情的大桥。

  曾经当过篮球运动员帕拉瓦诺夫说,咖啡馆主要还是由莫尼卡照管,他开这家咖啡店并不在乎有多少收入,而是希望给同龄人提供一个聊天聚会的地方。一到周末,许多年青人都喜欢到这里来喝咖啡跳舞,有时甚至闹得楼上的邻居打电话报警。

  去年,帕拉瓦诺夫考上了贝尔格莱德大学,并当上了一支球队的教练。由于再也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帕拉瓦诺夫便决定把夜来香咖啡店转给了他的朋友。帕拉瓦诺夫说,他最难过的是目睹诺维萨德人排队渡河的场景。在新桥架起来之前,多瑙河既有每小时对开一次的免费大渡船,也有私营的收费小快艇,由于北约对南斯拉夫经济命脉的毁灭性打击,南斯拉夫出现了二战后最高的50%的失业率,普通百姓一般坐不起快艇,所以大家都挤在大渡船上。由于人多,甲板小,渡船上经常是人满为患,多瑙河上因此发生了几起有人落水死亡的事件。帕拉瓦诺夫说,因为排队等待的人比较多,上咖啡店的人自然也多,但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开了一小段时间以后,就关门了。帕拉瓦诺夫说:“在大家心情都很沉痛的时候,我不能赚这份不义之财”。

  现在,多瑙河上又神奇般地出现了三座崭新的桥梁。在诺维萨德老桥已经被一座三孔拱桥所取代,桥栏杆上涂上了蓝色的油漆。夜幕降临,华灯齐放,新桥被照得熠熠生辉。

  “我不喜欢这座新桥,我和莫尼卡都觉得还是老桥好”,帕拉瓦诺夫说:“新桥建好以后,我和莫尼卡还没有到桥上散过步,在我看来,新桥的质量再高,也比不上老桥。我爱老桥!”。

  莫尼卡说:“每个诺维萨德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生活在这里总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北约总是编造谎言,我们不知道北约飞机在轰炸诺维萨德大桥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贫铀炸弹。我们是离大桥最近的居民,诺维萨德是我们的家园,门前的多瑙河的水已经被污染得不能喝了,如果这里还有贫铀弹辐射,那我们还能到哪里去?!”。

  我为库什图尼查总统画像

  在贝尔格莱德我认识许多照相馆的老板,其中最早认识的一家在市中心莫斯科饭店附近的名为E6照相馆,那还是战前吕岩松推荐的。小吕的许多照片,包括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的照片都是在那家照相馆冲洗的。照相馆的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塞族大汉,此人服务周到,还喜欢与客人聊天,是典型的塞尔维亚人开朗的性格。照相馆里有许多集装箱大卡车的照片,老板听说我从比利时来,便自豪地告诉我,他在波黑战争前一直为荷兰的一家运输公司当卡车司机,经常在欧洲大陆穿行。他说,他常常在荷兰用早餐,在比利时用午餐,晚上则在法国享受法式大餐。为了证明他的经历,他指着墙上挂着的一辆黄色卡车的照片说:“就是这辆,德国出品,马力大,还有卫星导航,我走到那里都不会迷路,公司也能随时知道每一辆货车已经到了哪里”。我问他收入如何,老板嘴角往下一拉说:“当卡车司机的时候,每月都有3000马克左右的收入,合同期满回家后,收入就不行了。起先照相馆我每月都有1万第纳尔的收入,现在也就3000左右”。

  我手里至今还握有这家照相店优惠卡,所以,一到贝尔格莱德,我又想到了E6。遗憾的是我前后共去了四次,结果每回都是铁将军把门,我不知道这家照相馆是不是已经倒闭了。

  贝尔格莱德的照相冲洗部星罗棋布,我的第二选择是彩伏特尼照相馆,因为1999年我住的公园饭店就在这家照相馆附近。

  彩伏特尼照相馆设在一条幽长的小胡同里,记得有一次取照片的时候,女主人指着我和南斯拉夫两个瓦尔特的合影惊奇地问我什么时候采访他们的。她说,那位白头发的年轻人在前南地区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人们都叫他德来根上尉,他参加过波黑战争,最近又在领导一个网站,专门揭露北约轰炸南联盟的真相。

  彩伏特尼照相馆还和3年前一样,外面狭长的走廊里也还是那几张不变的画像,里屋摆着的是一台自动洗印机和一个简单的灰色背景的摄影区。

  女主人还是那么温文尔雅,除了略有衰老外依然风采照人。小木屋里已经先来了一位等待取照艺术照的顾客,她主动介绍说她叫彤迪夫人,家住洛杉矶,是一位南斯拉夫出生的美国设计师。彤迪夫人见我对墙上的油画感兴趣,就比女主人还活跃地向我们介绍这些油画的主题及其背景。曾经在小时候学过画画的同伴老王评价说,这些作品水平都不错,尤其是收款台上方的那幅反映塞尔维亚人大迁徙的作品和一幅静物画艺术成就相当高。

  彤迪夫人说:“你们知道这些画都是谁画的吗?都是这位妻子的丈夫画的”。彤迪夫人这么一说,我顿时对这家照相馆肃然起敬,我刚想问男主人在哪里时,刚好洗照片的英俊小伙走了过来。老王说,是不是就是他。我一看,小伙虽俊,可一点也没有主人的架式,我觉得金发夫人的丈夫绝对不会是这个模样的。

  正在这个时候,一阵冷风吹来,从门外进来一位精神矍烁的白胡子老先生。彤迪夫人立即把老先生拉到我面前说,他就是你们想见的扎姆尔先生。颇有艺术家气质的扎姆尔先生一身休闲打扮,我觉得他和中国歌星韦维的丈夫的模样非常相近。

  扎姆尔自我介绍说,他既是画家,又是摄影师,还是一个建筑学家。他随手拿起一本美国出版的杂志,指着封底一幅摄影广告说,这张照片就是他拍摄的。艺术家说,最让他得意的就是墙上这幅油画,它反映的是1869年由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驱赶,塞尔维亚人在主教的带领下,被迫离开了塞尔维亚民族的发源地科索沃,迁移到伏伊伏丁那省定居。我说,画上有老人、小孩、羔羊,就让我想起了圣经故事“出埃及记”。艺术家说,你理解得很对,塞尔维亚民族象犹太民族一样在历史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又是一个不屈的民族。他说,这幅画原作收藏于潘切沃博物馆,墙上的这一幅是他的临摹作品。艺术家还兴致勃勃地指着墙上另外的一些油画作品给我一一介绍,其中包括塞尔维亚最后一个国王的皇室成员。我注意到,墙上的人物肖像大多是塞尔维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我看到收款台前有一张南斯拉新总统库什图尼查的6吋彩色照片,就问他是否认识。艺术家一捋胡子说,他和库什图尼查是多年的老朋友,他给库什图尼查拍过很多照片,这幅照片是前不久他在库什图尼查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拍摄到的。照片上库什图尼查自信、刚毅。扎姆尔说,我一般都是先拍照,然后再根据照片进行临摹或创作。我问他,既然是老友,他为什么不请库什图尼查坐下来专门替他画画。扎姆尔说,库什图尼查是一个大忙人,他哪里有时间,再说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他从来就不让别人给他画画或者把他的大照片放到公共场合悬挂。我问艺术家当他把油画送给库什图尼查的时候,总统说了些什么。扎姆尔说,总统对我表示感谢,但他并没有在客厅里挂起来,而是把自己的画像放到一间小屋里去了。我问总统有没有付他钱,艺术家认真地说:“我们是朋友,这只是我送给他的一件礼物”。

  在照相馆前后共聊了两个小时左右,再也没有再见到有人来洗印照片,我问扎姆尔生意如何。扎姆尔说,不太好,现在南斯拉夫人都没什么钱,最近又有可怕的贫铀炸弹在作怪,闹得南斯拉夫人终日人心慌慌,哪里还有闲情逸志观光照相?他这个照相馆每天也就洗印30来个胶卷而已。我问他照相馆凭什么维持,扎姆尔说,他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买画和制作油画照片。说着他给塞尔维亚人迁徙的油画贴上了550马克的不干胶贴。至于他夫人在我们进屋时所说的那张经过油画技术处理的30×45厘米的照片也立即从100马克摇身一变涨到220马克。

  逃离萨拉热窝

  南斯拉夫节日多。跨完了世纪,过完了元旦,6日晚上是东正教的平安夜,7日是东正教的圣诞节。到了13日是东正教的除夕,14日是新年,贝尔格莱德人天天忙着过年,

  除夕之夜,我们的南斯拉夫好朋友高兰、玛丽娜夫妇邀请我们去她家去包饺子。

  高兰、玛丽娜夫妇是南斯拉夫“东方之家”的创始人,这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也是一对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因为来往的客人多,玛丽娜便把另外一个卧室也改成了客厅。第二客厅里装的都是高兰自己制作的音响设备,每当客人到来,或者请客人吃饭,高兰总要放一些中国的音乐和歌曲。高兰、玛丽娜夫妇是我们的全天候朋友,无论在北约空袭南联盟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我们拨通玛丽娜家的电话,她们二人就会立即驾着红色的旗帜小车出现在我们需要的任何地方。采访瓦尔特、采访遭轰炸的医院、采访普通居民家庭等等,都凝结着玛丽娜夫妇的辛劳。不夸张地说,我走遍欧洲,从来还没有见到象玛丽娜夫妇这样把中国人的事业完全当作她们自己事业的外国人。元旦刚过,高兰以为了不影响随时帮助中国朋友为由,就向公司老板提出辞职。老板说,他完全可以在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里到公司来上班。过了两天,高兰高兴地对我说,在你们1月15日返回布鲁塞尔的当天,他将去机场迎接新的老板。我真不知道高兰是怎么把老板给炒了。

  高兰、玛丽娜夫妇的事迹在中国的许多报纸和杂志上都有报道,那天在去诺维萨德采访的路上,我对在贝尔格莱德人民大学教中文的玛丽娜教授说:“你是中国的女儿,高兰是中国的女婿,如果我是大使,我就颁发给你们友谊使者的奖状”。玛丽娜认真地问:“什么叫使者”。我解释说:“比如霍尔布鲁克,他在北约空袭期间曾经前来贝尔格莱德进行外交斡旋,他就是使者。不过他是战争的使者,而你是和平的使者。将来你有机会访问中国,我一定请CCTV的台长安排时间接见你们”。玛丽娜反问我对南斯拉夫的印象。我说:“我这半辈子只在4个城市长期住过,一是在上海呆了20年,二是在北京呆了13年,然后是布鲁塞尔4年,8进7出南斯拉夫,前后差不多一年。你准备当友谊使者,我的目标是申请当贝尔格莱德荣誉市民,咱们俩都努力吧”。

  玛丽娜丈夫高兰以前学的是电子专业,他利用自己的特长办起了“东方之家网站”。高兰在大学里后来又改学经济学,并为荷兰菲力蒲公司推销音响设备。高兰英语文笔很好,经常为越南的《劳动报》撰写文章,是越南《劳动报》的海外专稿记者。2000年,他被《劳动报》评为四位最佳海外撰稿人之一。昨天晚上,他为《劳动报》赶写了一篇分析贫铀炸弹给南斯拉夫造成危害的长文。高兰说,美国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国家,他们把前南地区当作是武器的试验场。贫铀炸弹的危害不是短时间内显现出来的,其危害将是非常长久的,并将祸及我们的子孙。

  高兰父母离异,父亲在贝尔格莱德,母亲住萨拉热窝。东正教圣诞节的那天晚上我到玛丽娜家,正好听到高兰父母打来电话问候。高兰母亲在电话里问儿子和儿媳是否需要奶酪,需要的话她在新年里从萨拉热窝给他们带来。

  天下父母心正是一样的可怜!

  东正教新年到来的前两天,高兰的母亲特地从萨拉热窝赶到了贝尔格莱德。高兰说,这是他1993年逃离萨拉热窝后,母亲第一次离开萨拉热窝来看他。我一直想更多地了解高兰一家,于是我便取消了原准备答谢温西贵大使的宴请活动,临时改成去高兰、玛丽娜家看望高兰的母亲。

  在玛丽娜家门厅挂皮衣的时候,我看到衣服架子上有一顶狐皮帽子和一件厚实的黑色裘皮长大衣,下面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双长统矮跟亮皮靴,显然这是高兰母亲的行头。塞尔维亚妇女的衣着都是很有品位的。

  从萨拉热窝坐了整整8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才来到贝尔格莱德的高兰的母亲面色红润,看上去不像两个月前刚刚做过肝肿瘤手术的病人。玛丽娜说,老人性格开朗,很少有犯愁的时候。由于我们语言不通,我就拿出和高兰夫妇合影给她看,老人认真地换了一副老化镜,边看边点头。我又拿出几张在迎接新世纪晚上采访贝尔格莱德妇产医院的照片,老人看到我拿着话筒对着一个刚出生的娃娃的时候,乐得咧开了嘴连声说“巴贝、巴贝”。高兰在一旁解释说,巴贝就是英语BABY的意思。我告诉老人,中国称呼小孩儿叫“宝贝”,和塞语发言非常相近,老人听了真开心。高兰说,他母亲认识铁托,母亲的两个姐姐和两个个哥哥二战期间都参加过南斯拉夫游击队,与真正的瓦尔特战斗在一起,后来他大姨被德军杀害。妈妈是一个勇敢的人,有三次把游击队员藏到家中保护起来。有一天,一名游击队员刚躲进她家,德国人就来了,逼她交出游击队员。母亲说不知道,德国人就在她家到处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原来母亲把游击队员藏到了饭桌底下。高兰说,德国人在南斯拉夫肆意屠杀塞尔维亚人,他母亲亲眼看到波黑一个村子的200名男子全被德国人杀害了。

  50年后,厄运再次降临到南斯拉夫人民头上。波黑战争使塞族和穆族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场长达3年的战火吞噬了20万人生命,200人沦为难民。高兰在萨拉热窝的家屡屡遭到骚扰,家中有两台电视机被偷,留下最后一台难以搬动的大彩电。高兰在决定逃离萨拉热窝前,还欠房东半公斤奶酪,于是高兰对房东说:“我要走了,奶酪无法还你了,这台彩电就送给你”。房东说:“孩子,逃命去吧,奶酪不要你还了。这台彩电太贵重,我不敢收你的”。高兰说:“这个我也带不走,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吧”。高兰在逃出萨拉热窝时,先躲进为联合国运送食品拖拉机中的,然后,越过封锁线进入塞族控制区。当时他只有一身随身穿的衣服、一张身份证和口袋里的一个丑娃娃。那丑娃娃是他的幸运物,至今还一直放在电脑桌前。

  我看到,电脑桌上那个满脸雀斑的丑娃娃已经衣衫褴褛,她双眼紧闭,握着双拳,象是要和谁讨还血债。

  高兰说:“早已经退休的母亲每月只能从波黑政府那里领到180马克的退休金,这笔钱基本上都交了房租,所以我每月得汇给老人200马克的生活费。母亲现在年事已高,一个人住在萨拉热窝穆斯林居住区让我太不放心。更可怕的是波黑近年来癌症和白血病患者在明显上升,贝尔格莱德肿瘤医院很大一部分患者都来自波黑,医院正在对波黑战争期间北约使用贫铀炸弹与现在出现的这些病症进行专门研究。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我和玛丽娜决定还是把我母亲接到贝尔格莱德来住。玛丽娜在一旁说,现在贫铀炸弹的传闻铺天盖地,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到底哪儿更安全”。

  又一次告别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应我的要求,高兰在磁盘上为我录了一段当年北约空袭南联盟的空袭警报声。

  1999年的空袭警报声已经远逝,现在贫铀弹危害又成了南斯拉夫人民头顶挥之不去的魔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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