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联社披露了一则新史料：1960年至1964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曾认真研究过一项计划：轰炸中国核设施、杀害中国核专家并向中国的邻国提供核武器，以便破坏中国的核自卫发展计划。这则消息最初来源于哈佛大学《国际安全》2001年首季季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是根据美国解密档案写成的。

　　根据中央党校姜长斌教授所著新书《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简称《从对峙走向缓和》)透露，美国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绝不止于上述事实。据悉，该书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研究的成果。书中更加详细地披露了美国试图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历史，所收录的西方学者的论文，也都是根据美国解密档案写成的。

　　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出于自卫，但美国政府总是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防卫能力，想使中国在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处于毫无防范手段的状态。美国政府害怕中国核计划的飞速发展，并试图摧毁中国的核计划，曾在不同时期提出过各种方案。大约从1963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美国政府及其强力部门讨论各种方案最活跃的时期。

　　根据《从对峙走向缓和》提供的资料，早在1950年11月，杜鲁门总统就曾公开声称：为应付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美国“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在50年代第一次台海危机之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是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鼓吹者。1954年8月，艾森豪威尔总统私下曾说：“共产党(中国)的舰队可能是原子弹攻击的一个好目标。”

　　1955年3月16日，他在答记者问时公开宣称：“在任何战役中，只要严格地限于军事目标，正像人们用子弹和其他武器一样，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它们(战术核武器)不能使用。”1958年出现第二次台海危机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动用战术核武器的计划是：“除了深入打击中国内地的军事目标之外，首先打击金门附近的机场，并且如果共产党不妥协就向北打到上海。”1965年2月，艾森豪威尔与约翰逊总统会晤时，再次建议动用核武器，他认为“如果我们使用战术核武器，这不会增加战争升级的可能性”。

　　根据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之所以要对中方的核发展大打出手，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冷战导致中美双方缺乏沟通，并常常导致两国误判对方战略意图，往往导致行动过激。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第一次危机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解放一江山岛的战略意图是向全世界表明，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国何时、如何收复台湾别国都无权干涉。而美国政府并不理解这一意图。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只把新中国视为苏联的“急先锋”，在解放军发起炮击后，美国政府乱成一团，以为中国将大举进攻并将解放台湾。

　　美国对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猜忌更加离谱。杜勒斯等人竟然认为，这是“北京和莫斯科正在探索美国的决心是否由于苏联拥有核武器而有所软化”，“两个共产党统治的大国在推行更大的战略，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施加压力，欲把美军赶走”。实际上，当时中苏已经开始交恶，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举措，苏联方面并不知情。中国军队的炮击，使赫鲁晓夫感到紧张，“担心金门炮战升级，导致美苏冲突”。在苏联派人与中方会谈，了解中方意图时，中方保证：“如果打出了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决不拖苏联下水。”

　　据研究，早在1963年，摧毁中国核设施就被列为肯尼迪总统召开的国家安全顾问会议的重点议题。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计划是：封锁中国、渗透并破坏中国的核计划；从空中打击中国的核设施；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实施战术核攻击。1963年9月，蒋经国以台“国防部长”名义访美期间，曾同肯尼迪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讨论过派遣300～500名突击队员攻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行性。肯尼迪甚至想利用中苏交恶之机，会同苏联联手以军事或外交手段，迫使中国停止发展核武器，但因赫鲁晓夫拒绝而作罢。

　　此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制定出军事行动计划，未及评估，便因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而搁浅。约翰逊总统上台后，虽然不主张直接打击中国的核设施，但是他在越战中也曾考虑过动用核武器。

　　学者认为，从美国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计划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对于新中国不可逆转的崛起，是逐步认识到的。50年代初，美国只是把新中国看做是苏联的小伙伴，对待中国抱以恃强凌弱的霸主态度，动辄以核打击相威胁。但是，中美之间一次次的热冲突，也使得美国越来越不敢再小觑中国维护主权利益的决心。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特别是在后来的越战中，美国在接受朝鲜战争教训的基础上，不再置中国发出的信息于不顾，而是小心翼翼地试探中国的战略意图，竭力把冲突控制在“中国可接受的限度内”，以避免同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冲突。

　　之所以会出现美国在越战中“成功的战术与失败的战略”这种尴尬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约翰逊政府做得不错，因为它估计到中国可能会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政策来减少发生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并向中国传递美国想避免在两国武装力量之间爆发朝鲜战争式冲突的信号)。然而，从战略的角度上看，美国决策者却未能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中吸取更重要的教训，就是说，遏制中国并不是美国在越南打一场战争的足够充分的理由”。

　　有学者认为，50～70年代的历史证明，解决中美之间产生的矛盾，主动权多数操在美国手中，单单有中国方面的善良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徐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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