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与对三线建设的缅怀（二）
http://jczs.sina.com.cn 2000年5月12日 韩德强
三、西部开发中的计划与市场
如果说市场的自发运行的必然结果是拉大东西部之间的差距，那么开发西部的理由和手段就必然是对市场自发性的某种纠正。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去年6月17日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江总书记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关系我国跨世纪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在这次会上，江总书记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同样重要的是，开发西部对于保持这一地区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保障边疆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其实，前一个大局是与市场经济完全一致的，而后一个大局却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不考虑大局的。每一个市场主体所考虑的只是该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对于其中的市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来说，更是只能考虑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大局却涉及到无数市场主体，是超越于市场的“上帝”的大局，是“看得见的手”的自觉作用，是对市场机制的自发不平衡性的纠偏。
市场的对立面是计划。从概念上说，一切从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的调节都是计划行为。因此，关税是计划，所得税也是计划，调节汇率和利率也是计划，立法、司法、行政更是计划。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计划，主张最大限度地放弃国家干预。这反过来说明国家行为的计划性。也就是说，只要有国家存在，经济活动就必然是计划和市场的某种结合，而不可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开发西部是一个国家行为，因此，也是一个计划行为。遗憾的是，“计划”一词被中国学术界妖魔化了。人们下意识地把“计划”与“计划经济”划上了等号，因此在讨伐“计划经济”的时候，把“计划”的合理性也当作洗澡水泼了出去。因此，当事实上人们运用着与计划相关的概念如“大局”、“整体”、“统筹安排”、“通盘考虑”、“规划”、“不能自各为政”时，却不知道或不愿意承认这就是计划，就是与“看不见的手”相对立的“看得见的手”，就是非市场行为。然而，由于“计划”被妖魔化，而“市场”被上帝化，人们把计划对市场的合理调节也当成了市场行为，却把本来属于市场盲目性的现象当作计划现象来批判，造成了人们在经济概念上的极度混乱。例如，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计划行为，却被当成了市场行为；而所谓重复建设，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作为市场主体自发竞争的必然产物，却被当成了计划经济的罪恶来批判——当然更准确地说，以地方政府为市场主体的重复建设是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官僚型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产物。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有过十分清醒的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大胆地承认，开发西部是纠正市场失灵的一种计划行为。当然，计划行为不等于计划经济。计划行为可以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行为，是建立在对市场各要素关系把握上的行为。例如，缜密地提出开发利用西部水资源的中长期规划，这是计划行为；而对该开发计划逐段进行招标，则是市场行为；在招标过程中，投标方竞标是市场行为，招标方择标，则又必须是计划行为——即不是以招标官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指向，而是以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指向。又如根据生态承载力和工业基地分布规划西部人口分布新图，这是计划行为；据此提出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东部剩余劳动力西移，则是市场行为；再如，鼓励西部新建的工业企业拓展当地市场，适度限制东部产品对西部的销售，这是计划行为；西部企业相互竞争形成有竞争力的公司或集团，这是市场行为。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以计划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型计划与市场关系，而西部开发也就有了切实可行的机制上的保证。
事实上，中央特别强调西部开发中计划的重要性。200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专门强调了要《把开发热情引导到中央指导方针上来》：“因为西部大开发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大战略、大思路，不是地方性的工作，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部署，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不能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各搞一套。做规划、上项目，尤其是比较重大的项目，必须纳入国家的长远规划之中，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就是说，西部大开发是一个计划行为。
然而，学术界的主流好象并不同意这种开发思路。某兼具学者和高级官员双重身份的权威认为，中央财力有限，开发西部“主要应该通过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资源、国外和境外的资源，在市场的驱动下更多地流向西部。这应该是经济发展的自然扩散过程，和60年代‘三线建设’工厂搬家是不同的。”我不知道这位权威究竟是不是真正懂得市场经济，知不知道正是在市场驱动下，西部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正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知不知道市场发展的自然过程是财富向赢家集中的过程。国内学术界常常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富会点滴下流，自然地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事实上，欧美各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恰恰是在冷战时期，这时候各国国内的遏制市场自发力量的社会运动逢勃发展，而各国间的经济竞争又由于冷战的共同利益而缓和。但是，自七十年代初以来，随着美日欧的竞争重新激化，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流行，特别是随着苏东阵营的解体，各国社会运动渐趋衰落，欧美各国的中产阶级急剧缩小，大富豪和赤贫阶层均直线上升。也就是说，我们所艳羡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恰恰是由反自由市场的力量促成的。
主张靠市场机制开发西部的人常常提到美国西部开发。某大报曾以《运用市场和利益机制促进开发——美国西部开发的启示》为题，阐述了美国西部开发史上的主要政策，比如1862年的《宅地法》，1873年的《鼓励西部植树法》，1877年的《沙漠土地法》等，都以无偿或低偿占有小块土地鼓励西部移民，此外还有铺设铁路赠地，营建学校赠地等，促使美国西部的广袤土地得到开发。虽然该文作者声明，这些经验只是帮助我们开阔思路，但其用意是十分清楚的。然而，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究竟对中国有多少借鉴意义，我很怀疑。虽然我也赞成利用市场机制开发西部，问题是中国的西部有没有足够的市场吸引力。众所周知，十九世纪美国的西部是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是飞禽走兽出没之地，更是原始状态的印第安人的居住地。仅仅砍伐那里的树木，贩卖那里的皮毛，就可以让西进的居民受益，更不要说可低价获得那肥沃的土地了。美国政府所做的，只需要一支万把人的军队到处逐杀印第安人，就可以掌握辽阔的西部土地，以低廉的价格向国民出售土地。而中国的西部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开发，在每一片宜人居住的土地和绿洲上都已经分布着过多的人口，而且这些土地和绿洲还常常面临着严重的水土流失和风沙侵袭。如果没有大手笔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就算你把西部的黄土和沙漠拱手相送，都不一定有多少人敢接手。至于说西部的工业资源，具有经济开采价值的也早已经厂矿连片了。四川是西部农业条件比较好的省份，但四川早己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可以说四川已经是被过度开发之地，而不是等待开发的大森林。西部真正等待移民的地区也许只有沙漠。沙漠也是资源，那里至少有充足的光热资源，只要有水，就可以形成绿洲，是块茎类植物的生长天堂。但是，沙漠的开发利用要以实施大西线调水计划为前提，也需要沙漠作物栽培技术的普及和提高，更需要治理沙漠的整体规划，这些都不是一家一户的移民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中国西部的开发实际上是再开发，首先需要的是偿还历史欠帐，搞好国土整治和水资源调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山川秀美”的新西部。这意味着，在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之前，首先需有大规模的治理计划和相应的治理工程。
四、选择什么样的投资项目？
关于西部开发的时机，众多的议论都认为现在是恰逢其时。其主要理由是，中国经济已不再是短缺经济，而是过剩经济，需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因此，目前是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的最佳时机。例如，美国在大萧条期间投资田纳西河流域的治理，不仅扩大了内需，而且使田纳西河两岸成为千里沃野，其低成本的电力供应又使投资有丰厚的回报，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期效益和长远效益的统一。
这一论证应该说是十分有力的。问题是，中国西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工业开发，像田纳西河水电站建设和流域治理这样的低成本、低风险、建设期短、回报高的项目已经很难寻觅。大西线调水可能是一个最具有吸引力的项目，其再造中国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已经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注意。但正因为其巨大，争议和风险也很大，所需动员的经济资源、社会力量、涉及的区域都非常庞大，而收益期也较长。如果对该项工程建设的决心不大、意志不强、规划不充分、实施不周密，所带来的副效应也可能很大。
不知什么缘故，在西部大开发的炒作中，却并没有出现大西线调水项目的身影。我们只知道，交通部准备在未来十年在西部花7000亿元投资建设15万公里公路，其中大部分将以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铁道部称将在2005年前花四百多亿建设西部外连铁路。地方上也不甘落后，据说，成都平原方圆数百公里范围内正在修建和准备修建的机场就有双流、广元、绵阳、阆中等六七个。财政部称要在三个方面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一是突出生态环境建设，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中央财政要配合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科学可行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并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投入。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公路、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农村基础设施网络、水利基础设施等建设投入，特别是对连接西部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运输信道，应优先投入，尽早见效。三是逐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实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创造必要的条件。资金的来源主要将依靠发行国债。
花钱是容易的，问题是要有投资效益。在以往短缺经济时代，交通是瓶颈，因此投资交通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而现在，西部最短缺的并不是交通，而是水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有竞争力的企业。很难想象，如果西部建设起了高密度、高等级的公路铁路网，高密度、高标准的机场，而流动的却主要是出区的各种矿产资源和打工者，这些公路、铁路、机场的投资效益如何回收。如果回收不了投资，必然是国债信誉等级的渐次下调，甚至可能不得不动用税收收入支付国债本息，以稳定投资人的情绪。也就是说，建设公路、铁路固然可以给东部带来发展的商机和利润，使东部的过剩经济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利用，从而缓解当前的通货紧缩，但是却有可能给国家财政资源的正常循环利用埋下隐患，使其性质转变为寅吃卯粮。不仅如此，大规模财政支出在总体上启动东部过剩资源的同时，东部企业间的竞争力差距仍然会继续拉大，东部有竞争力企业对西部的优势也会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在国内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开发西部的财政投入更有可能成为东部发展的契机，而代价却是财政包袱。当然，这个结果还是不错的，至少东部可以更快地成长起有竞争力的企业来。可能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可以自由流动的不仅是国内的市场要素，还有国际市场要素。西部开发的财政投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更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利润，成为跨国公司增强其对中国东部企业竞争优势的填脚石。
这样说并不是不考虑交通建设，而是说要考虑交通建设的投资回收，以及交通建设资金在总盘子中的比例。公路、铁路、机场等设施的建设规模较小，部门或地方政府一级就可以决策，动力充沛，因此就上得多、上得快。而西部开发中真正有价值的象大西线调水这样的全局性工程却常常由于相互牵制而无人负责，无人决策。这可能是西部开发热潮中最值得忧虑的问题。
五、把开发西部变成中华民族重新凝聚的契机
西部开发具有重大的全局性的意义，这一点已经不用我多嘴。然而，这种全局性的意义是双重的。如果机制和决策选择正确，西部开发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突出重围的一个战略转折；反之，也可能成为下降通道上的又一陷阱。
应该说，西部开发本身就是基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一个重大决策。但是，问题不仅在于决定开发，还在于选择开发的路径，寻找并凝聚开发的动力。有些人基于腐败遍地的现实，根本排斥任何整体利益的考虑和计划。的确，如果在西部开发背后真正涌动的是以权换钱的贪婪目光，那么，外人的苦口婆心只能成为对牛弹琴；而且越是强调规划的重要性，就越能给贪官污吏以整体利益之名充个人帐户之实。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从中央到西部，还有中部、东部，跟着腐败的干部要远远多于全心全意将权力兑换成现金的干部。因此，当人们能够在辩论中认识清楚西部开发的适当途径，乃至中国发展的真正途径时，大多数干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制膨胀起来的贪欲：半是慑于民意，半是复苏正在僵死的良知。
我想，这一进程的启动之日，也将是中华民族重新凝聚走向振兴之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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