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骨干企业在建设中，充分利用了多数厂址座落在大中城市，地质、水文条件清楚，交通运输便利，以及生产产品 对象明确，并有定型的图纸技术资料等有利条件。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很有代表性。它是依托临近老的修理厂建设起来的。厂房 建成一部分，就验收一部分，使用一部分。设备一面安装，一面验收，一面投入生产。为达到即建设又生产的目的，工厂在组 织上实行“一长双跨”，统一指挥，老厂的成长厂长同时也是新厂的厂长。总工程师和各职能机构负责人也同样“双跨”。新 厂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从老厂的相应机构中一分为二。施工队伍和工厂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紧密配合，日夜施工，有 效地缩短了建设周期。在新厂建设时，老厂就开始试验新的喷气式发动机零部件。新厂每简称一个车间，老厂就连人带工艺设 备、带新产品向新厂转移一个车间，并立即投入试制和批生产。所谓“在生产中建厂，在建厂中生产”，大大赢得了时间和效 益。沈阳航空发动机长共投资２．１亿元，从开工到建成投产只用了一年半。这个２０００台设备万人大厂建成之时，也是新 的喷气发动机试制合格之日。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一年多。

　　在这种谨慎而富有进取精神的方针指导下，在共和国主要经济领导人关怀和支持下，年轻的中国航空工业在１９５６ 年８月成功地试飞了一架完全由自己制造的喷气式歼击机—歼５（相当于米格１７—Ф）。对中国工业基础而言，起点相当高 ，成了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生产喷气式歼击机的国家之一。到１９６０年，航空工业向空军工交付了飞机１０８６架（其中 歼击机７６７架，教练机２７８架，运输机４１架），向民航提供飞机２１６架。歼５飞机成为空军装备的主力，中国空军和 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装备开始实现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立足于国内的战略性转变。航空工业的整体水平相当于世界５０年代除的 水平，对新中国而言，是一个惊人的飞跃。

　　１９５８年沈阳飞机厂首先试制米格１９Л全天候超音速歼击机。这次除图纸是由苏联提供外，工艺技术资料全部自 行编制，工艺装备全部由自己设计制造。１９５９年９月，由中国制造的米格１９的改进型—歼６飞机首飞成功，然后投入大 批生产和各种技术、性能、装备、机型改进。１９６６年，根据苏联转让的米格—２１及其发动机制造特许权，沈阳飞机公司 试制成功高空高速的歼７飞机（飞行最大高度２万米，最大空速达音速的２．０２倍）。除此之外，中国航空工业还实质试制 成功并生产了直升机（直５—１９５８年）、轻型喷气轰炸机（轰５—１９６６年）、强击机（强５—１９６５年）。值得注 意的是：中国航空工业完全自己制造出与飞机相配套的航空发动机、起落架、机轮、全套液压系统、舵机、弹射座椅、航空机 炮、航空磁电机组等重要部件。

　　航空工业集中了一个国家科学和技术的精华，它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尖端产业。飞机能飞 上蓝天，远距离执行各种任务，除飞机本身空气动力性能和发动机动力外，还必须依赖各种各样的机载设备。对飞机的战术、 技术性能，扩大功能，提高自动化程度，增强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和经济性来讲，机载设备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机载 设备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现代飞机先进性的主要指标。

　　机载设备涉及领域非常宽广，除传统的精密机械、材料科学、超精加工、电器等技术外，还包括了红外、超声、激光 、电子、计算机及时等新兴学科。在国产歼击机中，机载设备成本已经占整架飞机成本的一半以上。　　象歼５那样的早期歼 击机，没有机载雷达，只能在白天晴空中依靠飞行员目视作战，在５０年代对抗台湾蒋机中与美制Ｆ—８６型机互由短长，尚 能一争高下。但进入６０年代后，同各种先进型号的美机作战已感非常吃力，急切需要新型战机。是在西南大规模扩建新建主 机工厂呢？还是不断改进机型，老厂实施技术改造，研究更先进的机载设备，机载武器系统，利用我国地面雷达网指挥系统和 地空导弹的优势，形成综合性的国土防空体系呢？后者花钱少，见效快，投资效益高，几乎无需千里人员、机器大搬迁，带来 许多实际生产和生活困难。如果能够集思广益，特别是倾听专家意见，一定能找出合理的途径。

　　在１９６５年的战备形势下，中国航空工业和共和国的决策者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抗击假设的敌人呢？

　　做为防御一方，显然没有足够的飞机、地空导弹以及高射炮去保卫每一个城市、交通枢纽和重要工业中心。只能三者 互相配合，在地面雷达指挥下，实施机动防御，。鉴于新型飞机研制周期长（一般要３～５年才能定型生产），只能依靠增加 现有防空装备的数量并局部改进它们的性能、功能和质量。通过对老厂技术改造、局部扩建、加强管理、更好地协调、高强度 高密度生产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新厂从土建到进入正常生产一般３～５年，生产新式飞机，一切都没有把握，生产旧型号 飞机，这段时间老厂早能生产足够的数量。

　　如果设想战争在７０年代爆发，则更是应该加强科研工作，大大改进雷达、地空导弹、空空导弹和电子战能力，也并 非生产，特别是大量生产型号未定的新型飞机。１９７３年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正是采取上述方针和以色列打成平局。与１ 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相比，阿拉伯人的飞机并没有多少改进，基本仍是米格—２１，而且他们也不相信在空中格斗中能制 胜以色列人，因而把飞机藏在机窝中。但他们采用了改进电子对抗能力的萨姆６地空导弹，在战争初期就击落了几十架以色列 先进的Ｆ—４战斗机（阿拉伯人在纯粹的空战中几乎从未击落过以色列飞机），打破了以色列的制空权，保障了战争初期的胜 利。此战例很有说明意义。

　　做为反击一方，中国航空兵将深入敌境攻击。如敌方为苏军，中国的轰５、轰６均为亚音速轰炸机，在没有歼击机护 航的情况下，显然无法与苏军现役的大量高性能歼击机匹敌。轰６的航程远远超过歼６，在当时中国电子战水平下，战损率肯 定很高，而轰炸成果却很小。通过美军Ｂ—５２轰炸机在越战中轰炸河内的战例就可以看出。以中国之财力物力，无法生产出 足够的轰６以完成整个战时的轰炸任务。如果以美军为假设敌，以日本、冲绳、泰国、南越的基地为目标，势将遭到更猛烈的 舰载航空兵、陆基航空兵和地空导弹的阻截，战损率同样惊人。在英阿马尔维那斯群岛战争中，阿根廷空军就遭到这种命运。

　　由此看来，在没有远程歼击机的条件下，在没有发展出较成熟的现代电子系统前，决定早上、大上中型轰炸机项目， 其命运事先就注定不会太妙。

　　但历史车轮一经滚动，即无人想、也无人能去阻止它。那金子堆成的耗资极昂贵（尤其对中国这个穷国）的中型轰炸 机工业基地，就在陕西的黄土地上跌跌撞撞地往前运行。

　　从今天来看，当时最明智的决策是发展民用飞机。无论支线飞机（２０～５０座）、干线飞机（７０～１５０座）、 大型干线飞机（１５０～２００座）和洲际飞机在中国都有极广阔的市场和前途。如果从６０年代初，制定出慎重周密一步一 个脚印的民用飞机发展规划，以中国航空工业的能力和中国人的智慧，３０余年后，中国民用飞机早就走向第三世界的广大市 场，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１９７０年印巴战争中，一架巴航波音７０７运输机在我国新疆实属失事，这是我国首次得到 美国大型喷气客机可拆卸实物样品。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１日，国家计委、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原则批准了航空工业领导 小组《关于上海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决定由上海仿制波音７０７并定名为运—１０。１９８０年，最大起飞重量为１０ ２吨运１０在上海试飞成功。运１０的设计制造采用了大量先进技术并改变了传统的前苏联规范，首次采用了美国联邦航空局 适航条例。设计师们大规模采用了电子计算机进行总体、气动、强度、结构和系统的计算，全机采用了国产新材料７６项（占 总数１８％），新成品３０５项（占７０％）。选用新标准１６４项（占全部标准的１７％）。全机首次采用“安全寿命”和 “破损安全”的概念（这时民机与军机本质区别之处）设计飞机结构。由于国产材料强度不够，缩短了机身，解决了大型机翼 整体油箱液密封和大型座舱的气密封问题。运１０首次采用先进的由调整片带动舵面的操纵方式以及机翼下调装发动机总体布 局（我国其它飞机从未采用过）。为飞行安全和旅客生命保险，运１０进行了大规模最大的全机、全尺寸模拟试验：即操纵、 液压、燃油、电网络四大系统的模拟试验。

　　在完全没有周密计划和基本建设的情况下，在文革那种动荡混乱生产科研秩序被破坏的环境下，没有全套图纸、工艺 、各种专用设备和专用工、夹、量、刃、模具，没有配套的全部科研和工业基础，没有外国专家帮助，仅凭一架残破样机，仅 凭中国人的智慧和干劲，横空出世地研制出如此大型的民用客机，显示了中国工业、航空工业、科研、技术和协调管理的巨大 潜力。如果一切反过来，那中国的民机事业又该如何呢？

　　正是由于运１０的研制成功，震动了美国民机大厂商。麦道公司破天荒在美国境外首次与外国合资办厂组装生产民机 ，即上海工厂的ＭＤ—８２和ＭＤ—９０。

　　１９７０年大规模开始的陕西三线建设，其重大工程集中在汉中地区江汉河谷地带的中型运输机运８飞机生产基地。

　　运８飞机装有４台涡桨６型发动机。能空运武装士兵９６名或散装货物２０吨，起飞重量６１吨，航程５６００公里 以上。它原属航空工业“三五”计划的重要目标。１９６８年航空工业部下达研制运８飞机任务。１９６９年初，西安飞机厂 以苏制安—１２飞机为原型进行设计，历时二年多完成了设计。又用了二年完成了零部件制造和装配，１９７４年底，试飞成 功。

　　从军民空运需要讲，运８不失为一种好机型，本来可以由西安飞机厂批量生产，即便与轰６生产有冲突，只需在附近 建几个车间即可。（后来运７飞机的批生产就采用了这种办法）但时间已到１９７２年，原来航空部（第三机械工业部）的领 导人大部分被“打倒”，，航空工业各系统也由“造反派”夺权，接着军管（即由使用飞机的人管理生产飞机）后来由周洪波 任革委会主任，林彪一伙曾插手空军和航空工业很深，瞎指挥造成了大量浪费。林彪事件后，李际秦任航空工业部部长。从上 层到基层走马灯似的换了许多领导，谁也没能制定并实施一个合理的连续的长期规划。１９７２年，航空部决定运８飞机转到 陕南的陕西飞机厂生产。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在西安飞机厂的协助下，由汉中基地（陕西飞机厂）生产的运８试飞上天 。根据航空界“上天不易，定型更难”的俗话，直到１９８０年２月，运８飞机才正式设计定型投入批生产。

　　地处汉中的陕西飞机厂，无论从外行还是从内行的角度看，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设计主旨的产物，是一种用山区游击 战思想来理解现代国防工业和现代航空工业的产物。它深深地带着那个丧失理性的年代的印迹，到今天还留着许多后患。

　　汉中运输机基地是一个专业分工协作的工厂集团。他把飞机厂和附件厂分成飞机总装、部装、机械加工、起落架、锻 铸冲压、精密工具、仪表、工艺设备加工等十多个专业工厂，为总装厂配套服务。在具体厂的施工中，也曾有所创新。如：设 计、施工、建设单位三结合，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在一起研究制定工艺方案。领导深入现场，具体指导，加快施工进度 ，尽快形成生产能力；老厂带新厂等等。但毕竟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失当。同时建设几十个大中型工厂和科研机构，战线过长， 超过了陕西经济的承受能力，造成粮食、日用品等物资紧张。工厂群摆在秦岭巴山崇山峻岭之中，厂所过于分散，大量建设资 金被浪费，后来的科研、生产协调非常困难。这种有浓厚文革色彩的中国式战备工业布局，被实践证明弊远远大于利。

　　汉中运输机生产科研群有２０余个单位，分散在汉中、安康地区７个县极偏塞的山沟里，东西相距３００公里；有的 厂所被山岭沟谷切割，本身就很分散，可是内部还搞分散布局，几个车间摆在几条山沟里，一拖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一个 车间也化整为零，变成一种“羊拉屎”的令人哭笑不得的局面，同贵州歼击机基地那阴暗、潮湿的客斯特溶洞工厂相比，真是 童工同工异曲。

　　由于战略布署和战术布局失当，催促加快施工，快速施工又造成了长远性的浪费。一些厂、所未能按照基本建设程序 进行作业，甚至有些工厂未经周密勘察就立即开工，以“挽回”文革损失的４～５年工期，其结果更为危险。因为不了解地质 、水文、历史降雨情况，有的工厂恰恰建在滑坡区、洪泛区、泥石流区。暴雨一来，绿树遮蔽的工厂一下子被洪水和泥石流吞 没。厂房塌裂，桥断路淹，未遭空袭，先受水淹，十分困难。基地某厂恰建在山谷大滑坡区，几次被滑坡泥石掩埋，多年来光 为治理滑坡，打入山脊斜面的钢筋水泥锚桩就耗资近２０００万元，几乎能在平原地区建一座新厂。另一些设在安康和凤县的 （宝鸡南）十几个厂、所，因大山过陡，没有足够平地建厂，忍痛冒险设在低洼谷地，每逢大雨，如临强敌，全体职工奋力抗 洪。在１９８２年的水灾中，仅汉中、凤县工厂群损失总计４５００万元。形成生产不饱，迁建无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 三线建设特有的“鸡肋现象”。

　　７０年代初的那种跳跃式西进，即便从战争角度讲也缺乏合理性（关于这点后文专题论述）。沿海工业长征式的“举 家搬迁”“千里西进”，敌未至而我先乱，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浪费。它的思想根源和运作结果，与文化革命的发动、 荼害、失败，构成了几乎同样色调和笔触的背景画面。西部一时没有形成生产效益，又拖垮了沿海原有的工业底子。１９６６ 年～１９７５年，全国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是建国以来最底的。近２０００亿元投资，在“三五”期间只有５９．５ ％交付，“四五”为６１．４％。生产效益就更低了。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也由“一五”期间的３５元，下降到“三 五”时的２６元和“四五”时的１６元。生活清朴的中国人民辛苦劳动积累下的财富，大批大批被抛掷在西部的青山之中。其 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无人监督，无人检查，无人过问，也无人承担其具体责任，甚至今日大部 分中国人也不全面了解这些情况，但许许多多的人却承受着它的结果。

　　为了与此决策相对照，这里仅举出一个世纪以前，侵略中国的那些帝国主义者，为最大限度的攫取中国的利益，是如 何老谋深算又精于实干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