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舒晋瑜

　　陆续地从媒体上得知柳建伟。从长篇小说《突出重围》的“热卖”到改编为电视剧的“热看”，再到评论界及媒体的“热评”，柳建伟也从众作家中“突围”出来。“八一”建军节前夕，记者采访了这位有着22年军龄的作家。　　

　　可以先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吗？

　　上大学之前，我没看过多少书，也没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外婆。我属于强式文化一分子，跑到弱式文化中生存并且受到歧视。为了和农村的孩子打成一片，我老想融入那种苦难的生活，所以我的童年不是苦难的，却是孤独的、忧郁的。小时候最早接触的小说是《烈火金钢》和《金瓶梅》，是“文革”时期我舅爷拣破烂拣回的两本小说，封皮也破了，内容是石印的，当时都不知道看的是什么小说，后来才知道是《金瓶梅》，也只看了后30回。

　　我1979年参加高考，是新三届，当时社会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重文轻理，我学的是计算机。我在学校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四卷本小说，看了一天一夜，没吃饭，没睡觉，军校要求每天10点钟必须休息，我就在被窝里看小说，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好的小说。《突出重围》里有浪漫主义和英雄气概，就根基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我的震撼。之后我读了《红楼梦》，不到一周时间就看完了，那是第一遍，现在看了有十来遍了。

　　少男少女钟情怀春的阶段，我喜欢一个女同学，但人家不喜欢我。她又坐在我斜前方，除了上课必须坐在那儿外，课余时间我只有在阅览室待着，在教室里是一种痛苦。1995年底我完成《北方城郭》，评论界和读者评价很老练，这种心理的成熟可能与作家的心理、气质、性格有关，所以我比较感谢那段时间的单恋，使我阅读了大量的名著，直到现在还保持着阅读速度和较好的记忆力。

　　对您走上文学道路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什么？

　　那时看杂志，也涉及到不好的作品，就萌发了写小说的念头，心想他写得这样怎么也能当作家？大学时就想试一下。文学在我心目中是很神圣的，因为我早期看的小说都是很优秀的名著。当时我很不自信，我一个学理工的，这样做无异于是另类。当时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给自己施加一点压力，使压力转化为动力。怎么办呢？很多人开始写东西时都怕别人知道，我正好相反。我开始写的第一部小说是《郝主任的苦恼》，是写计划生育的，因为我们家有个邻居的朋友是计生办主任，我老听她们谈起，于是就写了一篇，写完后自己感觉也不行，但还是寄给了《人民文学》。不久就收到了铅印的退稿信，上面还用钢笔写了五个字“文笔欠精炼。”。第二天大家就都知道我写小说了，从那天起我开始有压力。

　　我注意到您的小说一直在关注着社会，包括您的第一篇习作《郝主任的苦恼》。

　　我不是“私语”写作的一类，不注重个人体验、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把写作对象当作研究对象，以旁观者的立场，以研究者的态度。基于这两点，才能有准确的文字表达方式，我也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

　　一般来说，作家都是学文的。您认为学理工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学理工给我的创作打下很好的基础。我认为如果谈长篇艺术的话，首要的是结构，其次才是人物、情节、语言。长篇小说是大工程，要靠持久的体力、智力和创造力。大工程肯定要用图纸的，首先要保证结构。现在很多长篇小说是“半部杰作”，就是因为没有比较系统的操作性。我后来读到很多伟大人物的传记，尤其是托尔斯泰、福克纳、茨威格的作品，我觉得他们都很重视操作性。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比较明显的分界？

　　1983年学步，1989年开窍。有的作家写作是从短篇开始，然后写中篇、长篇，我一直觉得写作有开窍的瞬间。开窍肯定基于写作和阅读。1986年冬天，我上夜班，构思了一部《洁白的罪恶》，这时突然知道自己的小说是怎样的小说，这部小说在我的创作过程中一点也不重要，后来发表时删了一部分，原稿也没了。但我觉得我能写出东西了。从1991年到1997年，在北京学习的六年对我来说是蜕变的六年，这期间我接触了很多文学界最杰出的人物，那种文化氛围很能陶冶人，“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对自己写什么、怎么写，想要达到什么程度，优势和劣势在哪里都有了理性的认识，这些都得利于学理的底子。

　　您喜欢读谁的作品？关注过同时代的作家吗？

　　喜欢鲁迅的作品，我认为鲁迅是孤独的斗士，读他的作品，最好在深夜，打开小台灯，拉上窗帘，关了门。而不可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里荡着秋千读。

　　我曾经做过论文，就是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的长篇小说都研究过。同时因为我选择了“马拉松比赛”，所以要看看人家是怎么跑法，再研究一下自己，会跑得更快。我对同时代的作家很关注，并对他们的劳动成果认真研读过。我认为如果张炜和贾平凹结合起来天下无敌，使中国文学可以真正跟世界较量。这两个作家是互补的，一个重理性，一个重感性。一种是对形而上的超拔迷恋，对抽象的东西有超拔的力量。像《古船》《柏慧》，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出对现实，对形而上层面的一种隐喻。贾平凹正好相反，《废都》《商州》，很感性，很细腻。后来莫言出现了，他的长篇小说是看不到头的，看不出在哪个地方出一拳头，把大家都打蒙了。而且这几个人的写作都很刻苦，他们对我起到垂范的作用，从他们身上我吸收了很多营养。还有王蒙、李国文、宗璞的《南渡记》。我现在读王蒙的《狂欢的季节》，我认为这是继《活动变人形》之后的大作，确实大气。

　　作为军人，您是从什么时候触及军事题材的作品的？

　　考研之前我曾对哲学和军事文学包括战争历史都梳理过一遍，我想我们经历过的20世纪，对于战争肯定要涉及。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煞庄亡灵》是革命题材，以一种民间的视角描述对战争的看法。

　　《突出重围》获“五个一工程奖”、“八一文艺奖”“冯牧文学奖”等，拍成电视剧后反响也很强烈。这部小说是不是您比较满意的？

　　作为一名军人，我既是参与者又是研究者。《突出重围》是一种隐喻的表达，虽然不能完全穷尽我的表达，但突出了我对于中国军队多年的研究。

　　您怎么评价自己的小说以及语言风格？

　　我对语言不是很敏感，可能是对语言的训练不够，不像学中文的科班出身，不规范，尤其是唐诗宋词，我觉得作家在这方面的应该像曹雪芹那样的读法。写完“三部曲”后我还要再拿出一、两年的时间正儿八经地补课。

　　您的写作速度如何？

　　不算很快，到现在我还是用笔写。我本人是学电脑的，但是我觉得电脑使人懒。我研究同时代的作家，发现一个问题，假设他们换笔前十万字中有十个特别精彩的语言，那么换笔后就只剩下一个。“都是电脑惹的祸”，你一击键盘，联想的功能会使近义的词出来十几个，作家会不自觉地选择。他们不会想到个别是词的歧义。不换笔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用的笔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从1993年一直用到现在，写了大约有400万字了。创作是奇怪的劳动，一拿起笔，很快就能进入写作状态，而且写得很安静。

　　业余时间您喜欢干什么？

　　我喜欢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最好是在一个空旷的大房间，漆黑一片，放大音量，相当于一个剧场，一个人在剧场中央，这样才最能够接近“命运”最核心的东西。我还喜欢听古典音乐、拉小提琴。我喜欢读理论的书，但现在读得少了。还是个“假棋迷”，喜欢看《南方周末》和《体坛周报》，买有关围棋的杂志，因为能从棋谱中学习到如何写长篇小说。特别是世界顶尖高手，看他们的一局棋感觉像阅读非常精彩的长篇小说，围棋里有布局、收盘，有无数种手法，因为是两个人，还有怎么契合的感觉。我一直想以马晓春为主人公写一部长篇小说，他这次没拿到冠军，以最小的差距输给对方，我能理解他那种心情，就像写长篇，本来有很多种机会可以成功，但因为中间有一个差错，就写砸了，整个过程迭荡起伏。我真正从围棋里学到很多东西，围棋里的厚实与长篇小说中扎实的功底，棋风和文风的关系。

　　能谈谈您的写作计划吗？

　　我是学计算机的，做任何事情计划性都很强。我把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归纳为第一创作阶段，计划完成“时代三部曲”，已经完成的就是《北方城郭》《突出重围》，现在第三部《英雄时代》的修改已接近尾声，电视剧的拍摄也准备开始。整个三部曲概括从乡村化向都市化社会的转型，作品内容根基于19世纪的文学作品的传统，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也算是学习他人的答卷。

　　我想写完长篇后，去北大读博士，圆我的北大梦。我的第二阶段计划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小说已经构思多年，基本上比较成熟了。准备先写一部暂名《审判》，在肚子里存了十三年，描写都市生活，和《北方城郭》不一样，更内省一些，尝试探讨19世纪、20世纪有无新的可能性一直是我的梦想。第二部写军队，作为军队作家我一直关注战争与和平，一直觉得20世纪有非常伟大的战争，但没有与堪称与伟大战争相媲美的长篇巨著，尤其是抗日战争。同时代的作家一直在努力。可能我的尝试会失败，但肯定要努力一下，而且肯定会出现大作品的。写长篇这中间大约还得写点中篇小说和评论，写写长篇小说理论的书，以维持自己一贯的印板式的创作习惯。

　　柳建伟说，在人生的竞技场上，他希望做个全能选手，而不是单项选手。听着幽默风趣的语言，轻松地打着形象的比喻，听他如此清醒深刻地剖析自己，听他从围棋里、从竞技项目里诠释跟他所热爱的长篇小说息息相关的内容以及悟到的真谛——这样一位善于领悟又付诸努力的作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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