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是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关键的专题之一。最近，全面反映这一专题成果的专著《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者为此访问了该专题负责人、《回天》作者之一的江晓原教授。

　　　　△写作这本书的目的，确定武王伐纣的时间表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显然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案例，有更多的人了解“天文历史年代学”。正是用这种方法，您及您的合作者给出了一个精确的武王伐纣时间表，充分展示了它的威力和魅力。那么究竟什么是天文历史年代学呢？

　　▲所谓“天文历史年代学”，就是利用天文学的方法，去解决一些历史学家难以解决的历史年代学问题。它实际上是天文学史或历史学之下的一个交叉学科的小分支。“天文历史年代学”这个名称，虽是由我首次明确提出来，但这个小小的学科分支是早就存在着的。至少，西方学者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在运用天文学方法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了。

　　但是，天文历史年代学的首创之功，恐怕确实要归于中国人。两千年前，西汉末年的超级学术大师、王莽新朝的“国师”刘歆，堪称天文历史年代学之祖。他留下的《三统历·世经》就是历史上第一部天文历史年代学的成果。天文历史年代学中的很多基本思路，刘歆都已经有了。我曾不止一次开玩笑地说过，如果有人将今天的天体力学公式和奔腾电脑送给刘歆，刘歆也能解决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这固然是玩笑之辞，但并非毫无道理。

　　△在这本书的正文部分，有相当的篇幅讨论刘歆，您在《后记》中更是给了他相当高的评价，称其为“天文历史年代学的鼻祖”；另外我注意到，正文在提到你们运用的天文历史年代学方法时，很多地方都不厌其烦的加上了类似“建立在现代天文学基础上”的定语，刘歆与你们之间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刘歆因为曾在政治上依附王莽———尽管他本人最后也是因为准备反叛王莽而被杀的———在后世大背恶名，这类似于现代的“在政治上站错队”。成则为王，败则成寇，很多人从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出发，因政治(注意：是封建主义的政治！)而废学术，不愿意公正评价他的学术成就，还总是怀疑他伪造古籍。有时候明明知道必须用刘歆传下来的史料，比如《汉书·律历志》中所引用的《武成》，却还要回避他的名字。

　　至于刘歆和我们的差距，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说了。

　　试图通过推算古代天象而确定武王伐纣年代，在这个思路上，可以说刘歆和我们没什么差距，和许多其他现代学者也没有什么差距——当然会有不少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刘歆和我们的差距，我想主要表现在所掌握的手段上。

　　第一，刘歆没有现代的天体力学手段，他只能用粗疏的历法知识回推天象，结果当然不可能精确。说我们的工作“建立在现代天文学基础上”，正是针对这一点而言。

　　第二，刘歆没有电脑，我们在这个课题上用电脑进行的计算工作量，是刘歆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他几辈子也算不完。再进一步想象，如果刘歆看到我们在计算机上模拟出实际的天象，他也许会以为遇见神仙下凡。

　　△使用天文学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回推，感觉上对于古籍中记载的天象进行搜索、整理、分类和甄别是首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困难的任务。古人没有现代的学术规范，也很少能有保存比较完善的记录，因此出现错误和以讹传讹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如何取舍相互冲突的天象记载是大有讲究的。根据你们的整理，武王伐纣时的天象共计16条之多，而在推算时只选择了7条作为依据，请简单谈谈其中的奥妙之处。这有没有被指责为“鸵鸟政策”的可能？

　　▲你的疑问非常有道理。事实上，前贤的有些工作之所以不可取，原因之一就是在天象记录上采用了“鸵鸟政策”，我们当然不能明知故犯。

　　“武王伐纣”时的天象记载有16种，这16种天象从理论上说在推算过程中都应该考虑进去。以前的学者从未把这16种天象全部考虑进去，一方面是当时的条件限制，另一方面是学科背景造成的，有些文科学者对逻辑上的事情比较疏忽，认为挑选一个比较符合的天象就可以了，这是知识背景造成的区别。对于我们学理工科出身的人而言，认为这16种天象都应该考虑，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考虑这16种天象不等于使用这16种天象。我们的具体方法是：先对这16种天象进行系统的验算。武王伐纣年代的争议范围约100年，我们就对16种天象在这100多年的时间段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100多年的时间段内不可能发生，就将这种天象排除———我们强调，绝不能遇到天象记录与自己的假说不一致时，就轻率地将天象记录说成是后人的附会，但如果天文学的计算表明，在这100多年的时间段内某种天象确实不可能发生，那就是非常过硬的证据，它只能是古人误记。此外还必须排除虽然在这100多年间可能发生，但是无法用来定年的天象记载(比如彗星、“五星聚”之类)，以及迄今在先秦典籍中的同类记载都经不起现代天文学检验的天象(比如“岁在鹑火”之类)，这在《回天》里都给出了详细的论证。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说：不会发生“鸵鸟政策”问题。

　　相反，我们还要强调：对于那些既在这100多年间可能发生、又能够用来定年的天象条件，就一个也不能不用。有的人采用我们的方法，但是却置某些最重要、最可靠的天象条件(比如利簋铭文中的木星天象)于不顾，将我们在筛选过程中淘汰掉的某个年代“复活”起来，这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外行，我读这本书时是非常兴奋的。一方面是号称千古之谜的武王伐纣有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另一方面是你们对自己研究成果的令人心折的自信，这种自信恰当的表现出了一个学者的风度和气度。谈谈你们的这种自信。你们在书中拒绝提供次优解是否意味着你们的结论已经没有了被修正的余地？

　　▲当然不意味着我们的结论“已经没有了被修正的余地”——世界上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的自信只是在这样的限度之内：即在目前已有的证据范围之内，我们相信我们的结论是最优的。如果哪天又出现了新的更有力的证据，就有可能修改我们的结论。

　　对于我们的自信，肯定也有些人士不那么心折———文科学者对于我们将一个历史年代学问题解决得精确到几月几日、甚至几点几分，可能会很不习惯。也许这就是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沟”吧。“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碳14测年这四方面的学者聚合在一起，强调进行跨学科的协作研究，恰恰是为打破这种“界沟”而进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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