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现实看，都可以把美国政治称为“民主政治”。

　　然而这种“民主”根本不是或不全是大多数中国人或亚洲人根据自己文化传统所理解的“民主”。或者是给所有人言论自由；或者是总统直接选举；或者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或者是军队受文职人员支配；或者是参众两院制度；或者是利益集团与院外活动集团......如此等等,像美国宪法所标榜、美国政治家和思想精英所鼓吹的那样。

　　即便不理解，也不妨听听那些民主鼓吹者所说的民主的内容。

　　根据美国政治理论家舒姆彼得的见解：至少有三个边界模糊的民主派别--它们是侧重意识形态的理想派、侧重结构的古典派、侧重务实的经验主义派。它们关于人道主义、平等思想、个人自由和权利、宗教自由、集会和政治活动自由、言论出版和批评政府的自由、照顾公众利益、少数人权力保障、就问题的决策作出决定的权力、立法机构对抗行政部门的实权、两党制或多党制、自由公正地选举官员等民主的基本概念的理解和解释都不尽相同。

　　这样就更让我们的对民主政治困惑。

　　可是我们对美国民主政治所能动员和具备的庞大现代化的经济、军事力量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又迫使我们去了解，哪怕皮毛地了解那个制度。

　　我想我只能尽力而为。

　　务实派的舒姆彼得激烈地批评了古典民主派和理想民主派。对古典派把公众利益奉为最重要的宗旨，他很不以为然。他嘲弄道：所谓公众利益究竟是谁的利益？

　　他认为，政治的作用无非就是准确地判断谁的利益算是公众利益；在一个社会中，各种集团各有不同的利益，那么，以谁的利益为主？政治斗争就是说服某些集团，使他们相信他们所认为的利益并不真正比其他利益更重要。

　　可以说，政治斗争能当成粗地使用的权力来压服一个集团，使它的利益服从另一集团的利益。

　　说得真够赤裸裸的。

　　当然，作为政治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它还包含着讨价还价，搞妥协。但未经专门训练的人根本就理不清一大堆民主头绪，也捞不到自己的那份利益。

　　于是，美国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达成共识：比较简单而漂亮的解决办法是保留民主国家这个词，但根据实际经验加以解释。

　　美国的实际情况大致是，它自称的民主国家是为了政治决策而采取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个人通过竞争来争取人民的选票，以此获得权力。这样，人民的作有就不在于直接决定重大问题，而是从互相竞争、毛遂自荐充当人民领袖的个人当中选出一个政府来，一旦这些人被推选出来，这就是作出决策的政府了。但政府的选出和运作，远比公开表明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取得一致意见，讨价还价，结盟，互相妥协。号称民主的政策政治也许不是人类最崇高的发明，但是它很可能是人类发明的最有吸引力的游戏之一。

　　就是这种制度所形成的20世纪的美国，深刻地影响着21世纪的国家、政府和民众。

　　今天，在一个商品经济发达、广告宣传无孔不入的中国，人民习惯了不是听说什么，而是看做什么，结果和效果怎么样。

　　我们可从早期美国政治制度的形成，看出今日美国的身上烙印着什么样的遗传基因。

　　18世纪时，北美殖民地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具有美国人的特点和个性，已经不再是美国人了。但远远谈不上今天人们谈论的民族主义。前殖民地各州关系松散，13州除了一个“骗取钱财的乞丐”一般的国会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政府。换名话说，北美独立后的政治实体根本不是“国”，而是州。国会这个精神涣散的协商议事机构，竟然能战胜意志坚决的美国，令许多人意外，可见美国伟大的力量扎根在民众间。

　　到1786年，一些精英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之辈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与列强一样的统一的对外对内的美国，而不是荷兰式的“联合省”。同时，民众从经济不振、硬币匮乏、债务链越拖越长越积越多中感到，松散的《邦联条款》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对自己也没实利。当时，人们希望和焦虑交织，骚动和混乱迭起。谢司起义打破久拖不决的现状，国会投票召开制宪会议，地点定在费城。

　　参加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中，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有国际声望，其余也是当地受尊敬有影响的名流，24人在所有13个州中均深孚众望。一半以上代表出身上等家庭或接近上等家庭。出身下层的仅少数几人，其余的人都有体面的家庭背景。

　　从经济状况看，有10来个人是豪富，另外10来个也相当富有，其余的在某种程度上都称得上有钱人。只有少数几个可以算是穷人。富有者大多拥有土地或奴隶，还有10多人拥有城市地产，其他10多个人在西部拥有土地，可以从事投机买卖。20多人拥有农田，不到10人拥有证券，6人拥有船只，3人在制造业中有投资。

　　有10来个人主要是种植园主或大农场主，另外12人主要从事律师业，还有12个州政府官员依靠薪金为主。有2人是医生，1人是印刷工人富兰克林，虽然有几年他主要从事科学研究，而且还担任过殖民地驻伦敦的外交官。

　　代表中几乎有一半受过大学教育。当时高等教育很不普遍，这个数字确实惊人。所有代表在名议上几乎都属于一个教派；好像没有一个人是狂热的宗教徒。他们都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对他们来说，宗教虽占有一定地位，但不占主要地位。

　　最年轻的一名代表名叫乔纳森·戴顿，当时他仅26岁。他有相当出色的资历：16岁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此后即参加大陆军，19岁晋升为上尉，一直随军服役。最年长的代表最富兰克林，81岁。代表的平均年龄为43岁。

　　55名代表中一半以上在革命时期在军队中服过役，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过革命。更为突出的是曾参与乡村发展的人占很大比例，不仅在宪法制定者中如此，而且在赞成批准宪法的人当中也是如此。正如一份权威性的研究报告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有什么特点使拥护宪法的领袖后来团结一致，那就是他们在革命时期在大陆军中有过共同的经历。”

　　因此可以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比普通公民具有较优越的社会背景：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他们比较富有，他们在各自的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在一个为生存而斗争的新兴国家中，推选代表参加一次为治理这个国家提出方案的会议，选出这样一些重要公民担任代表中理所当然的。但是，除此以外，推举社会名流还有其实际的政治原因。支持召开费城会议并负责指定代表的各州立法机构成员一致认为，指定一些在本地区举足轻重人物为代表具有重大意义。否则，他们的工作成果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将会很小。

　　对于当时合众国13州的350万居民来说，这些代表的代表性如何呢？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代表性，因为他们都是些名流，而且是由州的立法机构推举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不过，由立法机构指定代表这样一个程序是当时的一种习惯做法。1913年以前，美国的会议员一直是通过这种程序产生的。我们应当记住，指定代表的那些立法机构当时是通过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产生的。这里，“民主”是指拥有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而言的。奴隶和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一般说来，选举权也仅限于有产者所有。当时在欧洲也是这样，但是在美洲，获得土地要容易很多。新近的研究表明，在美国，选举权实际上是很广泛的。据估计，马萨诸塞州的白人成年男子中80%享有选举权。新泽西洲显然也超过半数，弗吉尼亚州则稍低于50%。

　　代表们常说，他们是代表“合众国人民”的，这么说也许是正确的。他们当然不可能代表忠于英国国王的保守派，也不会有人指望一批革命者会邀请支持他们过去的统治者的人来参与起草政府的新章程(其实很大一部分亲英分子早已逃往英国和加拿大了)。我们一想到法国革命，总认为这场革命比美国革命流血更多，更富于报复性。但在法国革命期间，只有千分之五的人移居国外；而美国革命期间移居外国的人数达千分之二十四。与法国革命还有一点不同：美国政策一经制定，就结合实际朝前发展，而不采用倒退的途径。

　　这些代表全是与平民和显贵接触广泛的政客。他们在军队和地方支持过革命，他们深刻理解革命和实质和当时的各种思潮。当时13州中有30个稳定的政治派别，除六个派别外，其余派别都有代表各自立场的代表与会。他们受地方父老之托，必须维护本地区民众利益，他们熟悉这些，而且擅长权术、辩论、手腕、诡计、舆论操纵和妥协。他们中既有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也有油滑的商人；有人高谈阔论人类的理想治理方式、政治哲学、合法权利、民权、国家的结构和形式；也有人实际地保障南方人在奴隶上的投资、西部土地投机者的赚钱自由和航运集团的自由。

　　他们投票决定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凌驾于各州之上的中央政府。它由最高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三部分组成。

　　他们制定了美国宪法和修改宪法的程序。

　　他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辩论，作了无数次妥协和表决。为这套既不像罗马也不像英国的制度的诞生费尽了心血。最后总算为他们那个日后谁也未料到的国家打下了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石。

　　正是这块基石，看似古怪复杂纠葛不清，语焉不详，却保障一个超级强国一步步脱胎变形成长，击败许多昔日和新兴的对手，最后笑傲天下。

　　美国的政治传统有两个来源：

　　罗马的，

　　和英国的。

　　罗马帝国扩张和稳定的基础在于它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在农业上的长期利益。

　　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稳定的基础在于它确定了利益分割分配互相制衡的监督的制度，保障本土的工商贸金融体系稳定和持续性地扩张。

　　如果某种人类发明的制度具有扩张性，它就能扩张成一个帝国。

　　如果它还兼有包容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很可能就使帝国变成长期的、稳定的和强大的。

　　寻找扩张的、稳定的、灵活的、包容的制度，并把它栽到最适合的土地和海洋上，费尽了人类的心机。

　　看到一个帝国，应该想到产生它的制度。

　　帝国的扩张性、稳定性、灵活性和阳寿，也取决于制度和生命力、张力和承受力。

　　除此之外，还有时间、运气、地缘和其他因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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