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战争的发展一样，军队指挥体制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道路。20世纪以来，军队指挥体制变革的速度加快，并越来越表现出“联合”的趋势。充分认识军队指挥体制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按照现代作战指挥的要求大胆改革现行指挥体制，是加强军队质量建设，确保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紧迫要求。

　　武器与战争的发展呼唤“联合”

　　军队指挥体制，是有关军队指挥在机构设置、职能划分和相互关系等方面所确定的组织制度。军队指挥体制的发展，受制于武器与战争的发展。换言之，武器与战争的发展，牵引着军队指挥体制的变革。

　　武器装备的发展，不断推生出新的兵种、军种，从而使指挥“跨度”不断加宽、指挥体制发生变革。战争进入火器时期，逐步推出了步炮协同的作战方式。与之相适应，军队指挥诞生了参谋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飞机、火炮、坦克、化学武器等在战场上使用和无线电通信用于指挥，出现了步兵、炮兵、坦克兵、航空兵、工程兵、通信兵等，军队作战的基本形式，已经变为诸军兵种合同作战，军队的指挥体制，也逐步发展成为合成作战指挥体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除了陆军作战的合同性进一步增强外，随着海军、空军武器装备和兵种的发展，海上和空中作战也更多地表现出合同性。这时，军队的合同作战到了一个更高层次，对作战指挥的合同性要求也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武器与战争发展的驱动下，军队指挥体制加速了由单一兵种指挥体制向诸军兵种合成指挥体制的过渡。

　　如果说由单一兵种指挥体制过渡到诸军兵种合成指挥体制，是军队指挥体制变革的一个跨越的话，那么，比这个跨越更为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跨越———由诸军兵种合成指挥体制向诸军种联合指挥体制过渡。

　　人类战争虽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在18世纪以前，战争舞台上基本是由陆军唱独角戏。18世纪，随着海战武器的发展，海军作为继陆军之后的第二个军种逐步壮大并走向战争舞台。但是，18世纪中叶以前，海军作战的基本方式是实施独立的海战，即便是与陆军联合实施军事行动，也主要是担负运送地面部队和作战物资等“非作战行动”方面的任务。因此，这时还谈不上军种的联合作战。只是在1781年美国独立战争约克敦战役中才出现了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陆军和海军联合作战行动。进入19世纪后，手工业生产开始向机器生产过渡，机器工业的建立和新工业部门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武器制造技术条件，使军队的武器装备、尤其是海战装备获得长足进步，为海军在更大范围内作战、特别是与陆军实施联合作战创造了条件。1863年美国国内战争时期爆发的维克斯堡战役、1898年爆发的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圣地亚哥战役、1898年日俄战争期间的旅顺口之战等，都具有陆军和海军联合作战的部分特征。但是，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联合战役指挥体制，这些战役只是一种松散的联合，低水平的联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参战国的军队不仅陆军和海军发展成为合成军队，而且两个军种联合行动的范围和程度也有了很大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陆、海军联合战役，是1915年2月至1916年1月英法联军进攻土耳其军队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此次战役，英法联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陆军和海军协同不力，而没能按照联合战役的要求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又是导致陆、海军协同不力的直接原因。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陆、海军的武器装备得到飞跃性发展，而且空军逐渐以一个独立军种的身份参加战争，从而，使联合作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联合作战军种的增加、规模的扩大、类型的增多，以及复杂程度的提高，都要求大力强化联合指挥。与此同时，人们从过去因没有建立联合指挥体制导致作战失败的教训中醒悟，深刻认识建立联合指挥体制与取得联合作战胜利息息相关，从而在作战指挥上开始走向“联合”。为有效实施联合战役作战指挥，一些国家军队采取不同形式建立了联合战役指挥体制。1941年7月10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决定建立西方向、西北方向、西南方向总指挥部，以统一指挥各战略方向诸军种联合作战。每个战略方向包括1～3个方面军、若干空军，在濒海方向还包括两个海军联合编队。1944年，为了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统一指挥各军种联合作战，组成了以美陆军上将艾森豪威尔为最高指挥官的盟军最高司令部。这是一个典型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除了艾森豪威尔以外，其他成员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英国空军上将特德、参谋长美国陆军中将罗密斯、副参谋长英国陆军中将摩根、英联邦地面部队指挥官蒙哥马利陆军上将、美军地面部队指挥官美国陆军中将布莱德雷、海军司令英国海军上将拉姆齐、空军司令英国空军上将利-马洛里。由于组建了强有力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在此次作战中，虽然盟军参战兵力达到288万人、作战飞机1.3万余架、各种舰船7000余艘，但陆、海、空三军之间基本做到了配合默契，保证了战役目标的实现。

　　1955年，我军决定使用陆、海、空三军部队实施联合渡海登陆作战，解放国民党军盘踞的一江山岛。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军联合作战。针对参战的军兵种多，作战行动协调困难，组织指挥复杂，以及陆地、海上、空中的战场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的实际，为了加强对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组织指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军区成立了以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光、华东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和马冠三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为参谋长的浙东前线指挥部，在前指下又设置了空军、海军、登陆兵三个军种指挥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我军取得一江山岛战役胜利的实践证明，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保证诸军种在作战中有机协调，充分发挥诸军种联合作战的整体威力，顺利实现战役目标的关键。

　　20世纪末叶，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文明达到新的境界，高技术武器装备在战争舞台上开始充当重要角色。这些因素决定了联合作战成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1999年11月，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在全军参谋长会议上指出：各级都要深入开展联合作战理论和战法研究，努力提高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的能力。联合指挥能力是联合作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联合指挥能力是增强联合作战能力的重要环节。武器与战争的发展呼唤“联合”，由诸军兵种合成指挥体制向诸军种联合指挥体制转变，是军队指挥体制发展的内在要求。遵循军队指挥体制变革的客观规律要求，顺应军队指挥体制发展的大势，加快推进我军指挥体制的“联合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平时“联合”是战时打赢的基础

　　在近年来的联合作战理论研究中，学术界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指挥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作战，必须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建立有两个时机，一是在平时建立，二是待战争到来再临时组建。究竟在什么时候建立更为有利？答案是：“联合”需要从平时开始，只有平时“联合”，才能确保战时打赢。

　　与过去的联合战役相比，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战役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参战军种成份增加，战役力量构成多元化；战役行动在陆、海、空、天和电磁领域多维空间全面展开，战役行动的立体性更强；集中使用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和精锐部队，作战行动具有快速化和明显的决战性质；跨战区远距离的兵力、兵器投送和全方位多种类的战场火力机动行动增多，组织更加复杂；争夺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的斗争更激烈，并贯穿作战全过程；各军种作战力量之间的协同与配合行动更加广泛，更加经常，要求更高；联合勤务保障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保障工作量成倍增加。

　　高技术条件下联合战役的特点，要求联合战役指挥机构必须具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高效率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高水平的科学决策能力。联合战役指挥机构要具备这三种能力，需要许多条件：它必须熟悉各军种的主战武器装备，了解其战术技术性能和作战使用要求；它必须清楚各军种部队的基本作战能力，了解各军种部队的优长和弱点；它必须对战区内各种与作战有关的要素十分熟悉，将作战预案烂熟于心；它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机关工作和协调制度，形成运转灵活高效的作战指挥机制，等等。一日之寒难以冰冻三尺，联合战役指挥机构要想达到这种程度，决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而现代高技术战争预警时间的缩短，又只能给临时组建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极其有限的“磨合”时间。因此，临时组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对实施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作战指挥，将是极其不利的。如果在平时就建立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一旦战事发生，勿需进行平时与战时的转换，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即可迅速展开，实施快速有效的作战指挥。同时，这样也便于避免发生临时编设机构带来的人员不熟、情况不熟、程序不熟、方法不熟、运转不灵等问题，减少各个工作环节上可能出现的漏洞，保持指挥机关工作的连续性，提高作战指挥的效率和精确度。

　　近年来，我们在联合战役训练和演习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虽然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却始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貌”合“神”不合。一些单位在训练和演习中，虽然动用了诸军种的兵力，尽可能地多安排军种之间协同与配合的内容，并想了许多办法加强军种之间的联合，但一到真正演练起来，仍然不能摆脱“联合作战，各打各的”怪圈。导致这种现象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没有建立和形成统一的、有权威的联合指挥体制，缺乏根本上的、指挥中枢上的、深层次的联合，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从提高部队训练和演习的联合水平，使训练和演习更加接近实战的角度看，也需要在平时就建立联合指挥体制。

　　目前，几乎所有的世界军事强国都实现了军队指挥体制的“平时联合”。从这些国家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复杂经历看，充分认识到“平时联合”的重要性并自觉去实现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是世界上军种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也是它最先提出了联合作战理论，然而在联合指挥体制的建立上，它却经历了几十年的争论和反复。早期，由于军队指挥体制的联合程度较低，各军种之间争地位、争编制、争经费的矛盾十分突出，联合训练和演习往往流于形式。由于平时没有建立完善的联合指挥体制，在执行联合作战任务时就需要对指挥组织机构进行大的调整，不仅增加了很多工作量，而且影响了作战指挥效率。为了改变这种状况，80年代以后，美军加快了联合指挥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现在，在总部和战区，美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联合指挥体制。在总部一级，参谋长联席会议由各军种的参谋长和一名主席组成，并由来自各军种的军官组成联合参谋部，负责参联会的日常工作。在战区一级建立的联合司令部，由不同军种的指挥官组成指挥班子，并设有一体化的联合参谋机构，通常负责指挥两个或两个以上军种部队。90年代，美国共设立大西洋、中央、欧洲、太平洋、南方、航天、特种作战、战略和运输等9个联合司令部。为了从指挥体制上进一步加强军种之间在平时的联合，1999年10月1日，美国又将位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美国大西洋司令部更名为联合部队司令部。在此之前，该司令部在担负的联合作战指挥任务的基础上，还担负着联合训练和联合战斗试验的任务。

　　通过军队指挥体制的联合牵引和带动部队深层次联合，通过平时打牢联合基础为战时联合创造条件，这已经成为目前军队指挥体制改革的一大趋势。顺应这个趋势，尽快实现指挥体制的“平时联合”，是加强军队质量建设，争夺下个世纪战略主动权的需要。

　　思想观念的更新是当务之急

　　在我军的历史上，陆军是诞生最早的军种。战争年代，我们的陆军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又相继建立了空军、海军和第二炮兵部队。历史的积淀和战绩的打造，使“陆军老大哥”的称谓深入人心。在过去的战争中，我军所应对的基本是以陆战为主的战争形态，进行的多是以陆军为主体的合同作战，陆军在绝大多数战争和战役中是执行主要作战任务的军种，而其他军种仅处于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军“大陆军”军种价值观的形成不仅有其必然性，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坚持这种观念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然而，我们要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正在蓬勃兴起，武器装备和战争形态正在由机械化转变为信息化，海战场、空战场、太空战场的地位骤然上升，陆军以外的其他兵种在战争中的用武之地猛然扩展，我们未来应对的将是一场面貌全新的战争，“大陆军”军种价值观已不再适应发生深刻变化的军事客观世界，与这种传统观念决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由于长期以来我军各军种自成体系，实行“条条管理”，还程度不同地形成了“军种特殊论”思想。这种思想过分强调本军种的特殊地位，强调本军种的独立性，片面地认为如果从指挥体制上实行联合，就有可能削弱本军种的地位，影响本军种的建设，难以充分发挥本军种的作用。同“大陆军”思想一样，“军种特殊论”也是一种狭隘的军种观念，是一种对联合作战极其不利的陈旧观念。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实践证明，在充斥联合作战力量的现代战场上，任何一个单一的军种都难以与对方的联合力量相抗衡，都难以单独应付陆、海、空、天多维战场的复杂情况，只有诸军种有机地联合起来，才能在战争中稳操胜券。而从指挥体制上联合，是一种高层次的、提纲挈领的联合，只有这种联合才更能够取得“1＋1〉2”的效果。

　　观念的革命是最深刻的革命，也是最困难的革命。大家不会忘记，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为了实现军种内部、特别是陆军内部步兵、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防化学兵、通信兵、陆军航空兵等兵种之间的合成，我们曾经持续努力地克服单一兵种思想观念，并取得历史性进步。在取得这一进步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曲折和反复，我们更是记忆犹新。从更新兵种观念到更新军种观念，这是我军着眼于21世纪联合作战的需要，进行的更高起点、更深层次上的思想革命。与更新兵种观念的革命相比，这场革命所遇到的困难将会更多，阻力将会更大。为了早日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强大联合作战能力的现代化军队，我们必须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来推进这一观念的更新。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调整，指挥体制的改革也是如此。在指挥体制改革中，既需要照顾到各军种的特点、建设规律和作战使用要求，更应当从有利于军种联合的高度出发，着眼于形成总体作战能力。这样，在组建指挥机构、划分职权范围和确定指挥关系时，就难免在军种小团体利益和军队建设大局利益之间产生一些矛盾。面对矛盾，各军种都不应囿于本军种的小团体去考虑问题，计较军种利益的得失。与军种利益相比，军队建设大局利益是更高的利益，是惠及所有军种的利益，是确保军队全面建设和长远发展的利益。各军种都应有战略的眼光和恢宏的气度，为维护军队建设大局利益不惜作出必要的牺牲。(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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