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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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21日 22:45 王小东
任何一个可以延续的文明，必然既有“争”的要素，又有“和”的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而且应该是平衡的。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里面绝对是包含这两个要素的。今人无知，只择其一。就凭这还能指望“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还能“为万世开太平”？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真理：你必须首先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争斗中强于对手，你才有资格来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则，你的批判仅仅会被人家看作怯懦而已，因而到头来，绝对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战胜你。形象的说，如果你和一个壮汉打架，你打不过人家，在那里喊“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只是怯懦和滑稽；你至少要和他打一个平手，你才有资格向他提出文明的规则。揭露西方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质是对的，但妄想中国可以以“和”来劝说别人放弃“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全然是梦呓。如此梦呓下去，21世纪非但不会是“中国世纪”，中国人能有多少在21世纪幸存下来都是问题。不管这“万世”是否“太平”，反正是没有中国人的份。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美国人正在准备大张旗鼓地纪念朝鲜战争，准备连续纪念三年。中国也有一些研究文章出现，大意是我们不该打这场战争，我们是上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当，否则台湾早拿回来了，跟美国关系早好了，中国早富了。我不反对学者们做这些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应该没有禁区，做各方面的探索都是应该的。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从一个留学日本的女留学生那里听到的她的导师，一个日本教授，是怎么评价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这位日本教授说：知道吗，中国进军朝鲜之后，你们中国人才在国际上有了地位，中国人才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站了起来。那些学者们所说的也许都对，但我认为都没有这位日本教授所说的这一点重要。恰恰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英雄们表现出了在战争中中国人也可以是不好惹的，才给我们带来了至少50年的和平。我们必须懂得列强是怎么看问题的。3.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使得其他国家感到威胁的悖论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说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感到威胁，如《联合早报》上一篇文章声称：“……在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中，可能使美国得到中国是其唯一最大威胁的判断，到时美国可能和俄罗斯达成利益交换，以便腾出主要精力来对付日益壮大和反美的中国。不加遏制或疏导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将使中国付出较大的代价并出现21世纪最重大的战略决策失误”，云云。然而，放弃自我防卫能力，引刀自宫，也许可以换取别人不再把你看作是一种威胁，但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人宰割！若如此，我看还是让美国把中国看成是它的威胁更好些。
更进一步说，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压制住，就够了？美国就不把中国看成是它的威胁了？美国一些战略家说过，美国是否防备一个国家，并不取决于它的意图，而是取决于它的力量。例如，基辛格曾经说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是无比辽阔、资源和人口远远超过美国的欧亚大板块海岸之外的一个岛屿。在欧亚大陆的任何一半——欧洲或亚洲——出现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是一个构成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的明显标志，无论有没有冷战都是一样。因为由此而形成的集团将具备在经济上，而最终是在军事上，超过美国的能力。美国必须抗击这种危险，即使这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显得十分友善；因为其意图一旦变化，美国就会发现自己进行有效抵抗和扭转事态的能力大大减弱了。”35因此，仅仅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压下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中国分裂成一个个小国，其中的大部分贫弱到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的水平，人口饿死个十分之九，美国和其他国家才能放心。我看被别人看成是一种威胁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有时还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一种光荣——对别人毫无威胁的只能是废物。然而，最糟糕的情况是你本没有任何威胁别人的能力，别人却依然把你看作是威胁，你还怎么解释都没用，因为你虽然本事不济，块头却太大。与其如此，还不如提升自己的能力，把本事练得和自己的块头相符。对于中国而言，这就有必要在中国人中提倡民族主义，提倡尚武精神。有人说，现在是全人类合作的新时代，军事竞争已经让位给了经济竞争，要说有战争，那也是经济战争了。然而，战争也许会换一种形式，但物种竞争的本质不会改变，所需的高尚品质更不会有任何改变。从根本上说，西方种族主义的阴魂不散，也不可能散，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所以，不能用各种形式的武力保卫自己的民族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我在这里并没有否定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合作，但与其他民族的合作是以你能否保卫自己为前提的。你能保卫自己，其他民族就会上门来与你合作。你不能保卫自己，如果你弱而小，那倒也罢了，暂时可能先容你口饭吃；但如果你弱而大，本事不大，饭量倒不小，别人岂能容你？四.精英与平等
这个问题我是看了话剧《切·格瓦拉》之后想到的。看了这个话剧，我和在场的大多数观众一样，深受感动。20多年了，也该有点真正不同的声音、特别是为弱势群体呐喊的声音出来了，即使这种声音是片面的。从某种角度说，不片面也不行，既然这些年都是“‘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这样的片面，但平静下来想想，这确实是个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冷静地想一想，特别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1.不应反对精英，而应问精英干了什么？
从民族振兴的角度说，如果我们的精英，我们的贵族阶层，真的为我们的民族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们从我们这里多拿走一些东西，只要不超出他们的贡献，对于我们的民族还是有好处的。我们必须承认，精英或贵族阶层在历史上往往能起远远超出他们的人数比例的作用。我的一位朋友，经济学家刘力群常常讲：那些成为列强的国家，它们的贵族阶层在民族的危亡关头往往是高尚了一把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我认为，日本的贵族阶层应该是高尚了两把：一次是明治维新，另一次是战败后。其他如英国的贵族阶层，平时懒散，养尊处优、不务正业，但在战时，往往是他们冲在最前面，牺牲也最大。但我们的贵族阶层、我们的暴富阶层，他们做的又如何呢？除了从我们这里拿走大把的钱，在国外为自己铺垫一个舒适的家，想着哪怕中国洪水滔天，自己是可以平安无事了，还想过别的吗？想过为我们这个民族做点什么吗？不要说与日本的贵族阶层比，就是和我们中国清末的贵族阶层比，他们又如何呢？恐怕其中心存报国之志的比那时还少。据说一个银行行长，在读到小说《曾国藩》中曾国藩给容闳六万五千两银子，叫他去欧美采购机器时，感叹道：那时的人真好啊！今天，我绝对找不到这样一个人，能放心给他这么多银子，他还能把机器给我买回来。然而，作为民族主义者，我认为，还是应该争取团结本民族各阶层的人，包括精英或贵族阶层。我们应该承认精英或贵族阶层的能量是比较大的，如果他们愿意为民族复兴而出力，他们是能够起很大的作用的。我希望在未来，中国的贵族阶层也能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高尚一把”。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精英或贵族阶层不愿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出力，也无视下层百姓也要活这样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他们确实就没有理由从我们这里拿走那么多的东西，我们就不愿意给他们这么多东西。2.关于知识分子
我平常经常批评知识分子。然而，我同时也认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实际上，知识分子也应该算是精英的一部分，他们的力量也是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我认识一个已经退了修的工厂党委书记，困扰于工厂和工人目前的状况，经常问我现在知识分子怎么想。我开玩笑说：不是工人阶级领导吗？何必问知识分子怎么想？这位当过志愿军，没念过多少书，但却很有政治见解的前党委书记说：工人不行，还是知识分子管用。事实也是如此：在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大的，而在我们这个科技作用越来越大，信息作用越来越大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更大了(当然，起正面作用更大，起负面作用也会更大)——奇怪的是很多知识分子自己偏偏说自己起不了什么作用，因而也不该负什么责任。应该说，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那么多的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民族，以反对自己的民族为荣，是于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里受了伤害有关的。而我们这个民族，正在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受了太多伤害而继续付出代价。我这样说，可能又会有另一方面的人批评我：知识分子应该是与其他人平等的，为什么他们就特别的不能受伤害？为什么他们就要特别受到保护？我们的社会凭什么要特别考虑善待他们？我不想在道义上争论这个问题，我只想说，过分地伤害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我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读过大学的人)的代价是我们这个民族所负担不起的。然而，今天，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待遇确实还有许多不如意之处，但应该说，那个时代的那种普遍的伤害是不存在了，因此，从知识分子方面说，虽然许多人过去所受的伤害值得同情，但至少不应该因此种伤害而把怨恨没完没了的扩展到我们自己这个民族头上。3.人类历史上的平等思想谱系
人类历史上建立平等社会的思想谱系自佛、基督开始，在两千年里，一直只是寄寓于天国，然则其间一直积蓄力量，直至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才试图把平等社会带到人间。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付出了这么多代价之后，虽然不能说人类社会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进步，但在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方面，迄今还是失败了。人类这种追求人间平等社会的冲动在这次失败之后，还能继续保持下去吗？这种追求人间平等社会的冲动究竟是会在未来修成正果，还是人类历史上昙花一现的非常态？我确实非常困惑。然而，即使实现不了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一个相对公正，一个强者不能肆无忌惮、弱者不致求告无门，一个最穷的人也有一杯清茶、一碗淡饭，这样一个社会总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说，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有上述这样一个水平的公正，又何以能凝聚整个民族，在这个星球上和其他各民族竞争呢？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至少应该包含这样一个水平的公正和平等的诉求。从世界的角度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平等、世界大同并行不悖，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华民族是被压迫民族，是弱势群体。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取得更高的地位，分享更多的资源，即意味着这个世界更公正、更平等。五.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关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一些人乐观，说是现在至少是安稳的，二、三十年内不可能有外敌入侵，国内也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另一些人则悲观，认为国际形势严峻，国内也是矛盾重重，看不出解决之道。这里有趣的是，那些反对民族主义的人，平时往往对于中国的局势非常悲观，悲观到认为中国人、中国文明都烂透了，简直无可救药了，但如果民族主义者一说中国面临的局势严峻，中国人应该振作起来，应对这种严峻的局势，他们马上又会破口大骂，说是中国的国际国内——当然首先是国际——形势好得很，民族主义者在危言耸听。我认为，至少我们不应忘了《易经》上的话：“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更进一步说，民族主义者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期待是比较高的，如果期待比较高，而不是得过且过就算了(更不能眼看着自己的民族慢慢被人家困死，只求自己带着几个家人能逃出去)，那么，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下面我想谈一谈对于中国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并同时捎带回答一些对于民族主义的质疑。1.简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系，我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文中有比较深入的探讨。我在该文中提出了“人权是目的，族权是手段”，“要外争国权，就必须内修人权”等等观点。我认为我把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民主制，这一点我是完全赞同的。第一点，为什么赞同？论述民主之好处的文章甚多，我的观点和他们出入不大，故不在此赘言。第二点，更具体一点，什么样的民主制？如何实现？也有很多论者，我有疑惑，但苦于未能有比他们更高明的见识；我也正在思考，如能有一得之见，自会拿出来贡献给我们的祖国；然而，我又想，我们的思考自然不是无谓的，但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变迁取决于很多因素，其最终实现形式和实现路径实非吾等所能逆料。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大致就是这些。于是便有人出来诟病。说是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国内的问题总是一带而过，叫我学学何清涟女士，云云。又有人说，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政治不民主，国际问题仅仅是“次要矛盾”，应该先解决“主要矛盾”，民族主义谈国际问题，就是故意掩盖“主要矛盾”，云云。对此我的回答是，何清涟女士写的反腐败的文章，我很同意，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围攻她的时候我写文章支持过她，但我并不一定非要做和她一样的事，人本来就是各司其职的。至于“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的话，我就打个比方：譬如说空气和水，你可以说空气是更重要的，是“主要矛盾”，因为两分钟不呼吸你可能就活不成了，而不喝水还可以坚持一两天，但现在空气很多，而水却没有，是不是你就不要喝水了？如果是那样，可以很有把握的预料，你也活不成。如果谈“解决”，那么，现在“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没有解决，但我们现在讲民族主义也好，讲自由主义也好，讲社会主义也好，只是一种思想讨论，并不是实际操作(如是先搞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先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在思想讨论这个层面上而言，我认为民族主义是最少被表达的，但却并不是不重要的，而自由主义则早已占据了90%以上的出版物和讲坛。为什么仅仅因为“主要矛盾”还没有解决，我们就没有权利谈民族主义了呢？
要讲论述，每个人都有权利论述他认为自己所长并愿意论述的问题，用所谓“主要矛盾”来封别人的口，毫无道理。当然，对于如民主主义这样的重要的问题，民族主义者还是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的。这一点，我想《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文已经做了。我这里还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华民族的昌盛和强大极其重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中国确实难以实现富强的目标。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有着很高的期待，故此当然会致力于对于国家富强必不可少的国内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民族主义者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高期待，他们对于国内政治的清明有着更为迫切的追求。2.逆向种族主义与中国的危机
“逆向种族主义”是我在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用以概括中国人自己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中国文明是劣等文明的一些现象。这个提法出来之后，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这些批判大致来自这么两个角度。
(1)逆向种族主义是一根棍子，打击、压制了中国人对于自身缺点的反省。
(2)如果提逆向种族主义，那么，鲁迅是始作俑者，提逆向种族主义就是反对鲁迅。我根本不反对反省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自身的缺点，而且极力提倡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我在本文之中就有对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自身的缺点的反省(于是又有人说我自相矛盾)。问题是怎样反省，逆向种族主义是不是一种反省？我们对于中国的情况都很不满意，我们对于中国发生的丑恶现象都十分痛恨，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中的缺点都应该好好反省。但假若进行明明白白的煽动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空前绝后的是这种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竟然是针对自己民族的，还叫反省吗?从这一点讲，我们这个民族确实病得不轻，我们确实要好好反省，首先就要反省这个逆向种族主义。
这里我不得不说到鲁迅先生了。首先，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鞭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对于本民族的爱是明显的，这一点是五四时期鞭挞中国国民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仅是鲁迅)与80年代以来的逆向种族主义者根本的不同之处。其次，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鞭挞并非没有失之偏颇之处。记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互联网上与人辩论过这些问题。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当时我称之为“民族自虐”)但维护鲁迅先生。在辩论中我收到过一封来自多伦多的电子邮件，寄邮件者声称是鲁迅先生的亲戚。他告诉我说，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很多说法来自于日本人当时的宣传，故此告诫我不应把鲁迅先生看得太高。姑且不论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说法是否来自于日本人的宣传，我认为，五四时期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以及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鞭挞，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我曾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一文中写到“‘五四’思潮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却无‘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半点位置，它恰恰相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还是符合逻辑的。”我认为这段对于历史的评论是恰如其分的。
健康的反省不会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全盘抽象否定，不会丧失对于自己民族的爱，也不会丧失内心深处的自尊。逆向种族主义绝不是对于自身缺点的一种健康的反省，而是一种民族自虐狂热。10年前我在互联网上就发过一个帖子说：有了错误改错误、有了病打针吃药，和躺在地上哭喊和咒骂自己、捶胸顿足、抓破自己的脸、拿脑袋撞地，完全是两回事。实践证明，20年来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主流思想、中国大众媒体中的大行其道，并没有起到任何提升中国国民性的作用，反而使得中国人进一步丧失了自尊和自信，而丧失自尊和自信则很自然的导致了国民精神的进一步滑落，当然也不可能像它的支持者们声称的那样，给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带来什么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逆向种族主义是自我完成的。
我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批判不是针对个人的。我没有权力打什么棍子，有这个权力我也不会打，因为我明白，这种问题绝不是能够依靠打棍子解决的。对于那些具有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的个人，我是理解的：这160年来，中国人所受的挫折太多，被浪费的美好情感也太多，都是中国人，他们感受到的东西我也同样感受得到。逆向种族主义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精神深处的认同危机，乃至作为个人的自尊生存的危机。对于民族生存而言，这是一种比其他任何危机都更可怕、更深刻的危机。我们只有以超出其他任何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优秀品格，才能克服这一危机。3.科技落后的危机
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科技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现在总是说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实，真正重要的是科技，而不是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科技先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也会很发达，反之则不然。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恰恰是中国的清朝。清朝的经济力量不可谓不强大，仅就数量而言，鸦片战争前不久还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其质量已经远远比不上西方列强——这里经济的质量就是指其科技内涵。结果如何呢？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到了今天，很显然，科技的重要性更大了，因为现代科技已经有了比那时更可怕得多的力量。比如说，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纳米技术、新材料，等等，在这些方面的重大突破很可能会使得首先掌握这一突破的人们获得对于其他人的绝对控制权。从科技落后的角度讲，中国的危机也是非常深重的。这里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精英阶层、我们的大众传媒自己意识不到中国科技落后的严重性，总是在那里用一些虚假的“好消息”来蒙骗自己和大众。比如中国参加了人类基因组测序百分之一的工作就大吹大擂中国在生物遗传科学上的水平，比如大吹大擂“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只比美国落后几个月”，比如大吹大擂与科技基本上不沾边的所谓“知识英雄”，比如大吹大擂所谓“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丝毫不想贬低中国科技人员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我本来出身于理工科，我的许多同学都工作在中国科技的各个重要岗位上，包括计算机科学、生物遗传工程、新材料、航天等，我知道他们是在怎样的不利条件下工作的，我也知道就他们个人而言，在国外同行中也是佼佼者，我对于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然而，正是他们使得我对于中国科技的真实情况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了解，我深深的知道情况很不好。然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此却仍然处之坦然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地球村了，美国人的科技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科技。所以，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没有必要搞高科技，安心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安于低技术劳动就行了。所以，大众传媒把买来的外国高技术产品——我们往往只是做了一些技术含量极低的组装，甚至只是包装——的水平吹成了我们自己的科技水平。落后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对于这种落后心安理得、麻木不仁，最后还编出一些谎话来欺骗自己和别人。中国人必须在科技方面真正的振作起来，而不是热衷于搞一些的花架子(最近的最大的花架子就是在传媒上大肆吹嘘那些几乎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网络公司。我再强调一遍，这些网络公司也许在使用一定程度的新技术，但这并不等于它们就是高科技公司：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也可以买个卫星电话来使用，也可以服用最新发明出来的抗菌素，但这能说明这个人已经掌握了高科技吗？)。时间很可能并不站在我们一边。仅举一个例子，那些大吹大擂“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只比美国落后几个月”、“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人很少提到中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这个计算机工业的基石方面的水平。中国人都知道计算机工业的“摩尔律”，即每隔18个月硅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就会翻一番，但中国人可能还很少有人听说过“第二摩尔律”，它是说，随着芯片的复杂程度加高，每隔4年芯片生产成套设备的成本就会翻一番。这一趋势必将使得技术和生产更加集中到在这个领域现有的赢家手中，而现在的输家在未来输得更惨。这是一个在现代科技中，由于技术的特性所决定的，已经跑在前面的给你腿上绑上个风火论，已经跑在后面的给你腿上绑上个沙袋的典型事例。这个现实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臆想完全对立——当然，技术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相反的拉平趋势也是有可能出现的。科技落后完全可能危及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总之，我认为中国面临着四个方面极为严峻的挑战。
即：(1)生存空间的狭小、自然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恶化。(2)科技的落后。(3)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4)民族精神的矮化、民族凝聚力的丧失。中国人必须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胜利，才有可能在将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存。而这既要靠我们超出其他任何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优秀品格，又要靠上天对于我们的眷顾。(限于篇幅，本文注释从略)
本文是作者2000年6月25日在香山所做的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讲的纪录，全文约40000字，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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