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拉萨10月19日电(记者朗杰 薛文献)曾亲身经历过昌都解放，并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工作的金中·坚赞平措，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段历史我作证！”

　　今年72岁的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金中·坚赞平措说：昌都解放之前，我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1947年，噶厦政府四品官拉鲁·才旺多吉任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总管，相当于驻军司令。我是拉鲁手下的工作人员。1949年，阿沛·阿旺晋美接任总管。我又在阿沛手下继续工作。

　　昌都解放前夕，那里的贵族、僧俗官员，一看局势不妙，准备逃到拉萨。当时我跟别的官员、贵族一样，对解放军不了解，也很害怕。

　　1950年10月17日早上，解放军已经从江达、芒康、德格过来了，我们往拉萨方向逃跑。结果，解放军骑兵堵到路口了，我们只有四处逃散。逃的路上，有个僧官说：“我听收音机里讲‘英美帝国主义滚出去！’我们不是大官，先把那个发报的英国人撵走，我们再返回昌都去，向解放军投降。”

　　后来，逃散的人员陆续回到昌都。这时藏军已经投降了。当时我们以为凡是官员都得进监狱。有一天，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派人叫我去，我的心里更是紧张。解放军通过翻译告诉我：“官员并没有关进监狱，而在参加学习班，你完全可以消除疑虑。”

　　当时解放军给养很困难，路又不通。昌都各地群众就自发地派人和骡马，帮助解放军运送货物，我深受感动。10天以后，阿沛总管派我和另一人带上他的亲笔信连夜到拉萨，表明他的主张：不抵抗，要和谈。

　　当时没有公路，从昌都到拉萨正常走需要36天，因为情况紧急，我们只用了7天7夜赶到拉萨。

　　4天后，噶厦召开四品官员以上的扩大会议讨论昌都问题。这一年藏历11月11日，达赖穿便装，悄悄逃到亚东，委托两个贵族临时代办日常事务。

　　达赖逃的那天，代办叫我去，说会议决定达赖走，由政府选派5名代表与中央政府和谈，阿沛是首席代表。并且说，两名代表从印度经过香港到内地，另两名代表由我领到昌都和阿沛会合，然后一起到内地。

　　我们到了昌都，几个团的藏兵已经遣散，临走时解放军还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原籍。

　　不久，我们从昌都起程，一直骑马花了6天时间到达甘孜。从甘孜坐车到四川境内后，就乘飞机到达重庆。到重庆下飞机时，西南军政委员会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亲自迎接我们。到了北京，周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使我们更加感到过去的传说是不可信的。

　　到京后即开始和谈，我们感觉很愉快，没有任何人强迫讲这个讲那个，大家坦诚相见，自由地交换意见。

　　后来达赖集团说，“十七条协议”是汉人强加的，这是胡说！我可以做证。谈判进行了20多天之后，和谈双方达成共识，签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俗称“十七条协议”。现在回想起来，昌都解放的伟大意义，是有力地促进了和平解放协议的签定，促进了全西藏的解放，使广大农奴获得新生。

　　1952年从北京回来后，通过与汉族干部接触和学习，我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解放军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原则，令人敬佩。当时解放军进驻拉萨，一直吃豌豆，每顿不超过二两，超了要受批评，这些是所有拉萨人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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