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28日消息，1999年3月6日以一篇报导而掀起李文和案的《纽约时报》26日发表长篇编辑文章《纽约时报与李文和》，该文在承认该报过去数月的报导有失偏颇的同时，也竭力为自己辩护。现凤凰网站转载如下：

　　1999年3月6日，《纽约时报》报导说，美国联邦政府调查人员相信，由于获得了窃自美国的核机密的协助，中国加快了其核武器的发展。报导说，联邦调查局(FBI)把嫌疑集中在拉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身上。两天后，联邦政府宣布，它已解雇了拉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一名科学家，因为他"严重违反安全规则"。联邦官员确认该科学家即李文和。

　　26日，美联邦国会就政府处理李文和案展开调查，司法部长雷诺在作证中竭尽为政府辩护之能事。她说，李文和是"重罪犯"，联邦政府在此案中的表现是极"优秀的"。图为雷诺(右二)及李文和案中的检察官在国会听证，左一为检察官诺曼-倍(Norman Bay)。(多维社)

　　9个月后，李文和被控以将大量机密情报转移到未加密电脑。司法部的检察官说服联邦法院法官将李文和收监，并不予保释，检察官说，李文和的获释将是对全球核平衡的严重威胁。

　　本月，司法部以李文和承认不当处理机密情报这唯一一项指控而了结此案。联邦法官指责检察官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将他误导，并指责检察官提供不正确证词。李文和以与联邦政府合作，解释他为何下载核武资料，及他下载的资料的下落而获释。

　　《纽约时报》对本案的报导，特别是最初数月的报导，受到其他新闻记者、媒体评论家及李文和的辩护者的批评。他们称，时报的报导掀起了一场政治迫害般的政治狂热。李文和获释后，白宫也指责说，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对本案报导的压力，促使司法部对本案进行了过于狂热的调查。

　　一般而言，本报的立场是让我们的报导自己说话。在李文和案这一特殊案件中，对李文和检控的结果，及对本报的指责可能已导致读者怀疑本报的报导。此种迷惑，及相关利害--一个公民的自由与荣誉，使我们相信，我们应该向公众作出说明。

　　李文和案结束以来，本报已就本报的报导进行了回顾，并进行了审查。总的说来，我们为本报的报导而自豪，因为我们的报导使公众注意了国家安全中的一重大问题。对此问题，联邦政府官员数月、甚至数年前即已意识到。审查表明，我们的报导是小心谨慎的，包括广泛的多方核实情报来源，尽管我们遇到了无数来自联邦政府方面的障碍，他们试图弄清本报的情报来源。我们发现，本报的文章准确地报导了在幕后展开的对中国间谍严重性问题的争论，这一争论在一年半后的今天仍在持续。我们发现，我们的报导对于科学问题作出了清楚、简洁的说明。

　　但是，在回顾中，我们也发现，在本案的报导中，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本应该做得与实际所作有所不同，以充分给予李文和在证据不足时应假定无罪的权力。过去的数月中，我们本应更用心去发现FBI在本案中的弱点。如果我们当初更迅速地对FBI、司法部将李文和与严重违反安全规则问题联系起来的科学、技术及调查前提进行评估，我们的报导将更有说服力。现在，严重违反安全规则问题已得到广泛承认。

　　违反安全规则问题不是《纽约时报》想象出来的，对李文和的调查一案也不是由《纽约时报》发起的。到《纽约时报》3月6日的报导发表时，FBI已在对李文和此前超过3年中的活动进行了深入调查。国会一跨党派委员会已进行了不公开听证，并通过了一报告，该报告中，该委员会成员的一致结论是，中国的核间谍活动已给美国的更加安全造成了危害，并质疑行政部门对此问题的警惕性。白宫也已一再在此事上获得过通报，能源部长已开始敦促FBI。李文和已接受测谎试验。FBI相信，测验结果表明，在是否泄密问题上，李文和有欺骗行为。

　　《纽约时报》的报导--得到政治家们及其他媒体的响应，但常常被过于简单化--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公众辩论。在克林顿政府为自己与中国加深接触的外交政策辩护之际，任何白宫未能就中国的间谍活动作出快速反应的暗示都具有政治爆炸性。

　　但早在《纽约时报》开始报导之前，调查与政治力量已在向李文和集中。

　　《纽约时报》3月6日文章的结论--中国在核武微缩化方面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跃进，至今未受质疑。华尔街日报此前已就此事作过报导，但没有《纽约时报》报导中提供的细节。《纽约时报》以其仔细的叙述，通过其细节，说明了各机构及白宫是如何对报导中所说的安全违例的反应。

　　现在，政府内的主流看法仍是，中国核武通过获得美国重要的核机密而取得进步，尽管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从对美国的间谍活动中受益这一问题尚有争议。同时，尽管嫌疑的范围已大大扩展，拉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并未被排除为泄密来源之一。

　　然而，那篇报导存在不足，这些不足现在已更明显--FBI对李文和的指控的弱点已暴露出来。该报导没有对如下可能给予足够重视：美国核机密严重失密，而李文和只是一并不重要的角色，或者根本与他与关。

　　《纽约时报》本应更迅速地进行另一方面的报导，特别是对政府内、外科学家看法的报导。我们在1999年初夏从事了这一工作，并于9月7日发表了一篇综合报导。该文提供了更广泛的证据--中国间谍获得了美国W-88核弹头的关键设计资料，同时也表明，那些资料不仅可在拉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获得，而且可从全国各地的武器实验室的数百甚至数千名工作人员那里取得。

　　那篇将对李文和的指控置于一新的视角的文章是在对李文和提出起诉整整"三个月前"发表的。

　　此前，本报的报导敲向了我们本应从上述角度报导本案的警钟。例如，3月6日的文章提到--在字里行间--司法部的检察官并不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证据对李文和的电话进行监听；其时，司法部拒绝讨论其决定，但是，在我们的思维及报导中，我们本应更突出如下事实--在如此可能极为严重的案件中，司法部掌握的证据并未达到相对宽松的进行监听的法定标准。

　　本报某些文章的一些段落的定调也存在问题。我们本应以独立于情报来源的新闻职业立场进行报导，但有时本报使用的语言纳入了官方报告中才有、及了解案件的政府调查人员、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对我们表露出的那种惊恐感。

　　此种情况在1999年7月14日的一篇否则应是极有远见的报导中也有发生。那篇文章--早在对李文和起诉半年前--即指出司法部可能永远无法证明李文和曾为中国的间谍。该文说，"李文和可能应对冷战后造成最破坏的间谍活动负责。"尽管该文准确地指出了这是"政府官员、议员，主要是共和党人士"的看法，文章至少应包括对李文和的指控持更为怀疑的态度人士的看法，以保持评论的全面性。

　　即便如此，《纽约时报》非但没有掀起一场政治迫害，本报早在李文和被指控前即已清楚表明，李文和案是由环境造成的，因此其基础是脆弱的，而中国获得美国核弹头设计的可能途径尚有无数。

　　我们本应该发表一些其他文章，但我们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准备一篇李文和个人生活的文章，而这种文章可能使李文和看起来更有人情味、提供关于他的更全面的情况。

　　在最初的几月中，我们本应该发表其他一些文章，包括：对中国核武发展争论的政治环境的彻底报导，而在该争论中，共和党迫不及待地想在中国问题上打败白宫；对李文和对机密资料处理方法与国家实验室中在此问题上的惯例的对比审查；对能源部情报官员杜洛克(Notra Trulock)的更严密的审视，他正是中国间谍活动问题上最惊恐的叫嚷者之一；对其他嫌犯及线索的调查，而联邦调查人员置那些嫌犯、线索于不顾，集中于李文和。

　　在上述各种情况中，我们的报导没能符合我们对此案的要求，责任主要应由本报负责指导此案报导的人员承担，因为他们没能提出我们只是在后来才意识到的问题。所有这些并没有稍减我们对本报记者的信任--尽管面对激烈的抨击，他们在新闻搜集过程中，一直坚定不移，且心态公正。

　　李文和案及更大的中国间谍活动问题的诸多方面至今没有答案，包括为什么李文和把加密电脑上的资料拷贝到未加密电脑，并企图掩盖此事(《纽约时报》率先披露此事)，及政府对本案的处理是如何发展的。本报最好的调查报导也是在赶截止时间的压力下、对当时所掌握的资料的最优分析下完成的。本报已组织一组记者，包括作出最初那些报导的记者们，利用此前尚无的资源与文件，自这场争论之初起，加以回顾，并将从事更多的报导。我们对本案的报导没有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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