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意义

　　我国政府曾借鉴三十年代罗斯福的新政，提出了了扩大社会基础建设的方针，主张实行“有中国特色的新政”。事实证明这一政策主张是非常正确的，取得了迅速扭转国有企业效益滑坡的显著成效。尽管多年来，我国不断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推行了各种形式的企业产权改革，限产改造、下岗分流和减员增效，企业效益并未改善反而却持续严重滑坡，但是，98年政府推行了扩大基础建设政策，很快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充分说明“中国式新政”的成功，真正抓住了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

　　尽管“有中国特色的新政”成效显著，但是，仍然难以充分启动国民经济走出疲软困境，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仍在不断深化，国内外严峻形势还提出一系列新挑战。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再次借鉴罗斯福执政时期的新政和动员经济，吸取新政因力度不足重新陷入衰退的教训，借鉴动员经济迅速摆脱萧条的成功经验，果断地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建设的启动力度，推动国民经济进入局部动员的状态。

　　我们所说的局部经济动员状态，意味着在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局面，国内外严峻形势提出新挑战的特殊时期，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动员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包括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工厂设备，大批下岗职工和企业的富余人员，金融体系缺乏投资机会的闲置资金，有选择地投入国民经济的战略领域，围绕着紧迫的社会战略任务有效运转起来。

　　我们所说的局部动员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动员经济体制，不同于罗斯福的战争动员经济，首先，它不进入全面经济动员状态，仅仅涉及某些行业、领域和地区；其次它不是单纯围绕准备战争的需要，而是围绕着重大的综合性战略目标，包括大力兴修水利和加强国防建设，消除国家经济安全的种种潜在隐患，等等。再次，它不是搞“大跃进”，重犯建设规模超过实际国力的错误，而消除实际国力资源的闲置浪费现象，促使建设规模与实际国力相适应。

　　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重要目标，是调动市场经济无法利用的闲置资源，为此有必要采取计划调节的手段，但是，局部动员经济绝不是恢复计划经济，它有选择地采取计划调节的手段，目的是矫正市场经济的严重失衡，非但不是排斥市场经济的作用，而且能挽救和巩固市场经济。动员经济本身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即使罗斯福实行的战争动员经济，仍然保留了大部分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

　　我们所说的局部动员经济，绝不意味着压缩社会消费，让老百姓勒紧裤带，而恰恰是解决职工下岗的难题，消除社会失业的不稳定因素，提高广大人民的收入水平，缓解消费品生产的严重滞销，从而能大大增加社会消费水平。即使罗斯福实行战争动员经济时期，由于实现了社会充分就业，工资增长远远高于物价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获得显著改善。我们所说的局部动员经济，主要是为了增加社会就业，促进落后地区的均衡发展，帮助消费品工业摆脱滞销困境，加强国防建设抗衡美国威胁，保卫和平经济建设和人民幸福生活，因此，恰恰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而不会勒紧裤带、减少消费。

　　有些人会提出疑问，进一步扩大投资力度钱从那里来？实际上，扩大基础建设靠的不是纸做的货币，而是靠实实在在的人力物力资源，靠大量的工人、物资和机器设备，而现在所有这些资源非但不缺乏，而且还大量过剩陷入了闲置状态。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许多落后地区还有大量贫困人口，企业闲置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都是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血汗成果，都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财富积累，我们绝不应让这些宝贵资源被白白浪费。

　　倘若我们听任这些资源陷入闲置，不仅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而且还会形成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因为，工业生产是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倘若小部分企业出问题影响不大，市场经济有自发的调节矫正功能，但是，众多企业出问题就会通过产业间联系，影响相关企业的产品销路和债务关系，单纯市场调节非但难以矫正严重失衡，还会产生乘数扩大般的连锁负面反应，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萧条之中。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适当的计划调节手段，纠正大规模的社会资源闲置现象，调动闲置资源用于紧迫经济建设目标。历史经验证明，实行局部动员经济扩大计划调节，是克服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的特效药，能迅速消除严重的社会失业危机，帮助债务累累的企业银行摆脱困境，有效防范连锁债务演化成金融危机。

　　有些人认为资源闲置是重复建设造成的，应该让市场调节自发地淘汰掉。实际上，这些闲置资源并非没有利用的价值，而是市场盲目调节造成了供求失衡，属于相对的过剩而不是绝对的过剩。例如，美国大萧条时期，各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均严重过剩，但是，罗斯福实行战备动员经济之后，这些生产能力不仅开足马力运转，而且增长数倍后仍不能满足需要。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虽然相对过剩，但是，人均拥有量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滞销产品对落后地区仍是奢侈品，因此，我们不应总是限制产量和淘汰设备，而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促进均衡发展。例如，日本仅有一亿人口，钢铁产量长期高达一亿吨，弹丸之地公路铁路纵横交错，水利设施发达有效防止了洪灾。我国是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钢产量刚达到一亿吨水平，就陷入了严重过剩的困境，而许多江河堤坝仍是沙石筑成，这难道是正常现象吗？

　　当年罗斯福推行新政并非优柔寡断，主要是垄断资本强烈反对形成了阻力，以及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教条束缚，才导致新政因实施力度不足效果欠佳，美国经济37年再次陷入了严重衰退，直到实行局部动员经济才摆脱困境。对于中国来说，显然不存在垄断资本利益集团的阻挠，但是，由于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产生了迷信，对于市场经济的严重弊端无动于衷，而对政府干预和计划调节则讳莫如深，情愿坐视三角债和社会失业不断蔓延，也不愿采取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利用计划调节矫正经济失衡现象，这种片面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害的。

　　对于罗斯福总统来说，利用政府计划调节存在着许多困难，不仅会遭到垄断资本的强烈反对，还存在着牵涉私有产权的法律障碍，因此，直到美国39年进入了战备动员状态，政府才成立了“生产管理局”，敢于大胆地运用计划调节手段。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存在着众多的国有、集体企业，以及经验丰富的政府计划管理部门，因此，实行局部动员经济不存在体制障碍，而且公有制企业本身具有的独特优势，正是能服从政府的产业政策和计划指导，形成彼此密切合作的强大集团作战能力，防止和矫正比例失调造成的经济危机，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高速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与市场都是必要的经济手段，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的确，西方资本主义吸取了大萧条的惨痛教训，以及新政和动员经济的成功经验，二战后曾广泛实行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模式，其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和范围，甚至远远超过罗斯福新政的探索时期，直接继承了动员经济时期的许多经验，正因如此，西方经济才能从二战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了相对平稳的较快经济增长，经济周期和社会失业明显缓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期”。法国总统戴高乐特别重视经济计划，日本和南韩政府也都成立了计划部门，经济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其它国家。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存在着许多体制僵化的弊病，还多次犯了“左”的严重错误，但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依然取得了辉煌成就，从解放初到1980年的三十年间，钢、煤、化肥、电力等主要工业生产量，同英、美、法国的差距缩小了数百倍，机器制造业几乎从零起步，机床产量迅猛增长了千百万倍，从汽车、飞机到各种机械设备均能制造，一跃成为拥有“两弹一星”的工业大国。新中国取得的巨大工业化成就，恰恰是发挥了计划经济的独特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集中有限资源，投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特别是钢铁、机器制造、能源、交通等部门，利用这些“主导产业”的形成的广泛辐射作用，推动国民经济加速发展进入“起飞阶段”。计划经济还具有统筹社会资源的优势，能减少企业破产和职工解雇的风险，创立初期就实行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明显优越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应该客观评价计划经济的优缺点，不应抹杀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辉煌建设成就。我们不应忘记，正是靠前三十年建立的强大完整工业体系，新中国才战胜了美国的冷战封锁遏制，才为我们赢得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国际环境。我们对前三十年的许多“左”的失误，不应耿耿于怀全部归咎于计划经济，如“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等错误，恰恰同破坏计划经济体制有很大关系。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它的优势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缺点在于市场运用的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是效率低下，导致新中国同西方的经济差距扩大，而是完全排斥了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致使未能利用一切有用的经济手段，以及微观经济的大量信息和资源，更好地促进农业和消费品生产发展，从而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我们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排斥市场变成完全排斥计划，这样也会无法利用一切有用的经济手段，以及宏观范围的大量信息和资源，更好地发展战略产业和社会基础建设，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严重弊端，甚至会陷入困扰西方数百年的经济危机。

　　邓小平同志还说，“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期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历史经验证明，计划与市场都是有用的经济手段，而且各有其独特的优缺点，两者之间既有矛盾性也有互补性，只有将两者取长补短结合起来，才能更好适应不同时期的具体需要。例如，解放初期，新中国面对西方冷战遏制的压力，必须将实现工业化放在优先位置，因为这关系到民族独立与生存，因此，实行集中计划经济有历史合理性，缺点是完全排斥了市场调节的作用。八十年代，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善，我们有可能推行改革开放，更多利用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但是，仍然坚持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协调高速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恰恰来自计划与市场的成功结合。

　　八十年代，美国为了遏制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扭转不利于自己的世界实力均衡变化，有意宣扬二战后经济重建的经验过时了，蓄意贬低计划调节的合理性、必要性，大肆鼓吹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人为制造瓦解别国的经济金融危机，用于打击威胁其建立霸权的国际竞争对手。俄罗斯改革盲从了西方专家的误导，采取了完全抛弃计划体制的激进方针，结果陷入了长期衰退的巨大灾难。由于美国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的误导，日本、南韩也放弃了本国的成功经验，落入了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陷阱。美国著名教授查默说，当前日本、韩国正对金融危机进行反思，酝酿恢复以前政府干预经济的成功经验，包括恢复政府计划部门和产业管制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同俄罗斯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同俄罗斯完全抛弃计划调节相比，我国能有效防止经济转轨的混乱，计划调节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相反，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片面强调过渡到市场经济，下放企业的投资权和资产处置权，忽视了政府计划调节的必要性，92年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盲目投资造成了巨大损失。当前，我们应正确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推动国民经济进入实行局部状态，克服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矛盾，回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成功道上来。当然，我们应灵活调整局部动员经济的实施力度，以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范围，在通货紧缩时期扩大计划调节，恢复经济均衡后又扩大市场调节，从而更好适应不同时期的具体需要。

　　我国实行局部动员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深谋远虑的长期发展战略，因为，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伴生物，我国未雨绸缪长期保持局部动员状态，才能防止爆发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威胁，有效抵御世界经济萧条的冲击。此外，美国谋求世界霸权是长期战略，洪水等自然灾害也是长期的威胁，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自然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石油等自然资源日趋消耗殆尽，国际竞争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和战争，我国必然面临更严峻的生存挑战，必须动员充分资源实施科技兴国战略，通过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资源，才能避免自然资源耗尽导致人类浩劫。由于未来世界能源矿产资源将趋于紧张，当前我国趁能源矿产资源价格较低之时，加强国防、科研和社会基础建设，有利于二十一世纪我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

　　选自《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美国隐蔽经济战与改革陷阱》一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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