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说，九十年代初(1991年1月17日)爆发的海湾战争，不仅给国际政治格局作出了令世人目瞪口呆的新注解，而且实实在在地惊醒了整个世界的军事领域，至少是由此而联想到了自己，譬如怎样以可能的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的统一、独立与尊严。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一场仅历时42天的战争，不只是如一些论者所言，它改变了世界，而更重要的是，它改变或正在改变我们对于战争的理解，尤其是高技术军事打击力量的参与，迫使我们在重审战争本身的同时，也开始重审那种沿袭了很多年的战争观念及战争经验———谁说人的因素不重要了？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战争中的一切都是人创造的，但我们也应该承认，“高技术”这一概念在中国军人的心目中，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深刻、显赫或无可替代。我想，军旅作家也不可能例外。不难想象，新的军事时代开始了，挑战之于军旅作家是无可避免的。由是，怎样以新的观念或思维顺应时代的变化，怎样以新的文学目光或方式面对与军事生活相关的“现实”，也就成为近期军旅文学创作的一道新风景。

　　当然，说变就变的现象是不会发生的。它只能是一个过程。但无论怎样说，也不管这个过程是如何艰难，不少敏感的军旅作家已经在考量新形势下的这一新课题了：即怎样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战争。军人就是为战争存在的；作为军旅作家，倘若文学想象及思考中缺失了“打赢”的课题，也就等于放弃了“卷入现实”的文学姿态，或丢掉了最起码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果说，新时期的开始曾为军旅文学注入了活力或造就了各种重审自己的转机，那海湾战争之后的新军事时代，则让军旅作家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甚至意识到了若不改变自己及迅速调整洞观现实的目光，便很难获得创作上的再生，更谈不上军旅文学的辉煌前景了。但值得欣慰的是，一些作家自觉或比较自觉地把新军事时代的新课题摆到了自己的面前，或开始关注军营生活及军人精神状态的各式各样的变化了。实事求是地说，较早把“新课题”融入创作思考的是小说家乔良。几年前，他曾有长篇小说《末日之门》问世———作为一部让读者感到新奇的涂上了未来主义色彩的小说，描写的也就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未来战争。尽管小说还不甚成熟，但独特的思路依然让人大开眼界，让人感觉到了一种新的战争观念及方式的存在或可能性。这一特别现象至少说明，我们的作家确实在下功夫思考“高技术”与“打赢”的课题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自然是一种探索性的准备，但这种准备却印证了作家的精神状态。作者的基点是新军事时代的“现实”，但目光的投注方向则是将来———这是一种方式，而我们看到的另一种方式，则是更多的军旅作家把目光投向了“现实”。记得几年前，报告文学作家江永红发表了他的《好梦将圆时》。这里所说的“好梦”，便是强国强军的军事现代化，可作品中透露的却是焦灼与忧虑。时代不同了，观念或军事准则也该迅速改变了，甚至连怎样的士兵才是好士兵、怎样的军官才是好军官，也不能守着老一套不变。这部报告文学的主旨在于：当新的军事时代向我们走来时，我们究竟拥有多少包括官兵素质在内的精神或物质的准备？或者说，我们到底具备怎样的承受力？并能否担当起涉及国家存亡或民族尊严的重任？我们看到，在这“好梦将圆时”的历史时刻，军旅文学界涌现了不少与“高技术”、与军事现代化、与“打赢”、与重铸战争观念相关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两弹一星实录》(彭继超、伍献军)、《大国长剑》、《鸟瞰地球》(徐剑)、《走出地球村》(李鸣生)、《穿过白云，穿过巨浪》(江宛柳)、《应急第一师》(施放)等。这些作品不是“高技术”或阐述战略战术的论文，但作为生动形象的非虚构描写，还是让人读到了我们的业绩与现状，读到了中国人或中国军人的坚韧、顽强、尊严与自信，也读到了“好梦”的曙光———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抱残守缺，甘为井底之蛙，或不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世之言。这些纪实作品至少让我们明白，现状要改变，观念要改变，但这一切都与人相关；人的因素、人的精神依然举足轻重———是人拉开了新军事时代的大幕，是人在回答“打赢”的新课题，也是人开创的军事现代化维系着一个国家的荣辱兴衰。我想，这便是(这些)作品最直接的奉献。

　　对于军旅作家来说，前沿精神尤为可贵，因为在那里，几乎汇聚着整个时代的折光，但要感受到这些“折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说，在这样一个绞尽脑汁的新军事时代，作家们大都得从头开始、从头适应、乃至从“高技术”的ABC学起，特别是作为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环节———新闻调查式的采访或查阅资料，所付出的辛劳是不难想象的。那么小说作家呢？在状态上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文学方式的不同。我之所以要说到这一点，原因便在小说创作还存有另一种难度，那就是怎样接近“小说艺术”。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与“高技术”、与“打赢”相关的小说，就长篇便有《恕我违命》(詹文冠)、《击落摩羯星》(姜凡振)、《突出重围》(柳建伟)、《波涛汹涌》(朱秀海)、《仰角》(徐贵祥)等，尽管这些小说大都留下了诸如稚拙、生涩、乃至肤浅之类的艺术上的缺憾，但我想说的是，一个新的题材领域的开拓———“万事开头难”，谁也无法幸免。但这些小说作为新军事时代的文学标志，几乎是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旅程，一个再发现当代军人生活的旅程，一个“卷入现实”而不回避矛盾冲突的旅程。《突出重围》中的“重围”，《仰角》中的主人公在新战争形态面前所呈现的震惊与暴怒，以及《恕我违命》中的海军军官面对未来海战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及必须改变自身的精神……这一切，是以前的时代，无论是《保卫延安》或《红日》的时代，还是《西线轶事》或《高山下的花环》的时代，所不可能产生或无法想象的。

　　在我看来，谁也不要小视了这些大都出自青年作家之手的作品，特别是在若干年后，当人们从史的角度再来衡估或判断这些作品时，也许就会承认，正是这些小说与报告文学的出现，才翻开了当代军旅文学的新的一页，才使新军事时代的军旅文学成为一种“现实”。当然，文学的成功并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新题材”的选择，而在于新的艺术因素及新的叙述方式的提供，在于作家对世界、对“现实”、对人类处境的不断发现———读者期待的是前沿的或新鲜独特的体验，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乃人类关怀，无论如何是军旅文学的最基本的“表情”：不仅中国的军旅文学是如此，全世界都一样。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军事时代的军旅文学依然是(或必然是)任重而道远：“任重”不必说，“道远”的是，我们还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更深刻地“卷入现实”，更自觉地更新观念及作家必须实现的另一种“更新”、即更新体验；否则，新军事时代的军旅文学便可能裹足不前，甚至成为虚张声势或虚晃一枪的“泡沫”。

　　(作者周政保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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