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不仅遭到俄罗斯、中国甚至美国的一些欧洲盟友的反对，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一场持续性的广泛争论。在反对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阵营中，军备控制界尤为引人注目，其代表人物就是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科技顾问、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霍尔德龙(JohnHoldron)。我在哈佛大学贝尔法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做访问学者时和他攀上了同事(霍尔德龙是哈佛大学贝尔法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核心成员，及该中心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研究所主任)，经常和他见面。不久前，我就一些有关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康：俄罗斯国家杜马不久前批准了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双方各自将自己的核力量削减到3000～3500枚核弹头，并提出了将双方部署的核弹头进一步削减到1500枚的建议。这一数字甚至比《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设定的2000～2500枚核弹头的目标还要低。你认为上述削减核弹头建议的前景如何？你认为这对军备控制特别是美国的军备控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霍：我认为美国应该做同样的事，为裁减核军备作出贡献。但鉴于美国现实的政治体制，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国会不同意。如果国会不批准，这项条约便不会实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俄罗斯都不受该条约的约束。如果双方取得一致，《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得到实施，下一步就进入第3阶段。我认为核军备应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各自保持1000～1500枚核弹头，但是我无法预测美国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今年是大选年，我们要进行总统选举，像裁减核军备这样的大事无法不受选举的影响。核裁军关系到世界战略格局，关系重大，不仅影响美国，也影响到其他有核国家。美国不管谁当选总统，作出什么决定，(核裁军)产生巨大影响是确定无疑的。我希望不管是戈尔还是布什当选，都要削减核武库。有人主张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作。美国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就是作贡献。现在对是否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有很多议论。我认为美国不应该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康：如果美国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那么这种进攻性战略可能促使那些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认为它们需要更多的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全部有核国家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的可能性如何？

　　霍：我不同意我们政府的观点。我曾在一项提交给政府的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把“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改为“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这是不幸的。俄罗斯改变了它的核政策，从“不首先使用”改为“首先使用”，同美国一样了。俄国人认为他们的常规武装力量比我们的弱，说“我们不得不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作为威慑”。北约很强大，还坚持不改变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一立场令人尴尬。它提出的保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不能令人信服。美国政府说，我们需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来威慑生物和化学武器。但从不扩散核武器的角度考虑，保持这一优势代价太大。如果美国保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我认为它是“核扩散的药方”。

　　康：从力量对比悬殊的角度看，美国过高地估计来自所谓“无赖国家”的威助。许多人认为NMD是针对中国的。中国对此感到忧虑。我看到不少媒体报道说，许多科学家反对NMD计划。你对此有何评论？

　　霍：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大错误，俄罗斯也受到刺激，这样就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对裁军和军备控制不利。从技术角度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对付有限的核攻击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依靠威慑，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十分有效地保护自己。“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给人以一种幻觉。它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假的防御系统。它不会真正起作用。我希望克林顿当局不支持它。“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部分是安全问题，部分是政治问题。美国的体制是两个政党为权力展开竞争。共和党说民主党在防务方面不够强硬，所以许多共和党人认为如果他们的立场不强硬，看起来就同民主党人没有多大差别了，选举就要受到影响。结果是安全受政治影响。我认为最好把是否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最后决定问题推迟到选举结束以后再议，这样可能使我们的决策更注重实际效果，更富有理性，少受政治的影响。原子弹可以由渔船运进来，也可以通过近海炮轰送进来，从而达到攻击的目的。它并不一定非要用弹道导弹运载。人们都知道弹道导弹的威力，但弹道导弹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你可以准确地知道它来自哪里。这样，你一旦发射弹道导弹，你就不要指望别人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也不能够逃脱惩罚。所以我认为用弹道导弹袭击别国等于自杀。美国的许多科学家和核武器专家反对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因为它的作用被夸大了。它不是不可战胜的，甚至伊朗和朝鲜都能够突破这个系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坚不可摧的防御系统。如果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就会刺激一些国家，产生连锁反应，结果是新一轮军备竞赛。从防御方面来说，也不可能防住来袭导弹。

　　康：你是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科技顾问。你们的安全政策是怎么形成并提交给总统的？在最终决策方面，你和你领导的委员会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作用有多大？

　　霍：制订最终政策的是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根据该政策包含有多少政治因素和多少技术因素而作决策建议。在如何处理诸如钚这样的核材料的问题上，我们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作用很大；但在政治层面上情况就不同了。我把我们的研究结果交给总统和副总统，其中大部分内容从技术上讲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总统和副总统)决策的根据有几个来源，我们的委员会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顾问和咨询机构，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政治顾问、经济顾问、军事顾问、法律顾问等等。总统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建议。有时，我们的建议，技术上很成熟，对我们国家有利，总统对此完全同意；但是他的政治顾问说该建议对他的政党竞选有害，如果这项建议成为国家政策，那他的政党就会因此而失败。这样，总统权衡利弊，就会否决这项建议。尽管他认为我们说的是正确的，是应该得到贯彻执行的。他不接受是出于党派利益。以军备控制为例，他同军方和国会要斗争一番，特别是要同国会中的保守派较量。他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同国会角力我会赢还是会输？他的顾问也许会说：“你可能赢，但你的政党将受到损害。”所以，即使他同意某项政策建议，他也不会采纳。因为对他来说，这样作会导致他的政党竞选失利，政治代价太大了。

　　康：你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你在事业上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又保持了成功的家庭生活的经验是什么？

　　霍：我不认为成功的事业和成功的家庭生活之间有矛盾。我于1966年结婚。当时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我那时还没有出名，但我是一个成功的研究生。我家现在就在剑桥。我太太支持我工作。她是一个生物学家，名叫谢里尔·霍尔德龙。她部分时间在肯尼迪学院工作，部分时间在伍兹·霍尔研究中心搞研究。我们的专业相差很远，她搞生物学研究，我搞核武器和军备控制研究。你知道细胞基因同导弹原子弹有多大差别，但是她对我从事的专业很感兴趣，喜欢阅读有关书籍报刊，如安全和国际事务、能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裁军以及世界战略。我们在家里也谈工作方面的事情，交流很多。我的两个孩子也支持我的工作，因为他们深深懂得我的工作的重要性。我常常出门在外，所以家庭团聚的机会比较少。他们都没有怨言。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不得不居住在我们留给他们的这个世界上。我必须尽我最大努力给他们留下一个尽可能好的世界。他们懂得这些，很体谅人。我很幸运。我有一个儿子，叫克雷格，今年31岁，是位设计师；有一个女儿叫吉尔，今年29岁，是位流行病学家。我还有一个7岁的孙女亚历克西斯，非常活泼可爱。我们家十分和睦，生活很愉快。(康兴平)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